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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記憶

封建社會的道縣農民起義  

蔣元神  

道縣歷史悠久,早在兩千多年前的秦嬴政二十六年(前221),秦始皇統一中國開始設立郡縣制時,就設立營浦縣。以后多次更名,或為郡、或為府、或為路、或為州、或為縣。  

道縣人民勤勞、智慧、英勇、彪悍,在一萬多年前就開始種植水稻,制作陶片,開山辟道,墾荒造田,引水灌溉,搭棚立宅,繁洐生息。  

但是,在幾千年漫長的封建社會里,善良忠厚的道縣人民和全國各地一樣,飽受著反動階級的剝削和壓迫。歷朝歷代,封建剝削日益苛重。除田地稅、買賣稅之外,還有“身丁線絹”、“身丁米麥”、“丁口鹽錢”等稅。宋代大文學家朱熹嘆說:歷代苛剝之法,本朝皆備。最下層的貧苦人民處在水深火熱之中。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自南北朝時代起,俠義驍勇的道州人,曾多次舉起義旗。他們不怕失敗,不怕犧牲,前赴后繼,一心要改變自己的命運。  

據1994年出版的《道縣志》記載:南北朝時期的“南朝齊永元元年(499),縣人周暉、王僧燦起義”,反對封建統治者的壓迫剝削,“農民悉皆蜂起,積極響應”,舉兵攻打州府,與統治階級進行殊死搏斗,志在推翻統治階級的腐朽政權,給人民自由與新生。周暉、王僧燦的起義,為后來饑寒交迫的道縣人民不斷舉起義旗,起兵反抗封建壓迫做出了楷模。對于這段歷史,《零陵要鑒》也作了描述:“王僧燦自稱湘州刺史,推永陽(今道縣)人周舒為軍師,義軍一度占領湘、資二水流域及廣西桂江、廣東北江流域。”由此可見當時的周暉、王僧燦義軍規模之大,活動范圍之廣,影響之深。此后的歷朝歷代,都有農民起義的壯舉。  

《道縣志》記載:“唐廣德元年(763)西原(今廣西地)少數民族起義軍攻占道州城,據城50余日”,當地人紛紛響應。此后,唐廣明元年(880)道州人何庾與江華人蔡結率眾起義,攻克道州城。五代時期的“周廣順三年(953),道州人盤崇聚眾于盤容洞起義,盤自稱都統,多次攻克道州、郴州。宋慶歷三年(1043),桂陽少數民族起義軍攻入道州。五年,唐和領導的少數民族起義軍在境內與官軍激戰。”元朝的“至正元年(1341),道州的瑤民蔣丙、唐大仁與何仁甫起義,攻占江華、連州、桂陽等地,義軍發展至萬余人。蔣丙自稱‘順天王’”。到了清朝,咸豐元年(1851),社灣村李世恩、吳先梅在蔣家嶺一帶聚眾千余人,制紅、黃、白三種旗,李自稱王,吳稱軍師,組織武裝起事。清同治九年(1870),縣衙役丁步云,因不滿朝政,退出衙役,聯絡零陵、道州、江華、永明饑民百余人,于道寧邊界起事,黑夜架梯攻道州城,久攻不克后,主動退出。隨后,轉移到新潭福村,繼續擴充實力,相約進行總暴動。后因有人告密,暴動敗露,未能成功。民國元年(1912)十一月,南鄉鄧子云(別號馬師爺)聚眾起事,于三年十月,鄧被官府殺害于王婆嶺。民國元年還有兩起農民起義的壯舉:一起是“三十弓村何求崽率200余眾在三十弓、桐溪尾、營樂源一帶暴動”,后被道縣知縣望云亭誘騙招安,全部被殺害。另一起是“陳熊村陳彩桂率200余人起義,活動于坦壘源、小坪、清塘、達村、洪家宅和大源尾一帶,劫富濟貧”。事件越鬧越大,消息傳到官府,擾得州府幾級地方官員雞犬不寧。知府即令地方保安司令唐煕圍剿,道縣知縣望云亭領兵鎮壓,大江源一仗,起義軍打敗了前去圍剿的官兵。在這一仗中,圍剿軍的得力干將、望云亭的女婿被起義軍殺死。之后,官兵越來越多,起義軍終因寡不敵眾,撤退至螺海。在此,起義軍又遭遇前來增援的官兵,起義軍頑強抵抗,奮力突圍。亂戰之中,首領陳彩桂戰死。民國三年七月,突出重圍的起義軍余部,在樊子平率領下,東山再起,繼續與官府對抗,后被望云亭借“招安”之名,誘騙到官府,全部被殺害。“民國四年(1915)二月,陳錦古起義軍170余人”聚眾起事,與官府對抗。“被望云亭誘降于黃溪廟,全部被殺害。”  

這段歷史《零陵要鑒》也有記載:“唐乾符六年(879)黃巢農民軍揮師北伐,從桂陽州乘大筏,順流而下,途經零陵,點燃了這里勢如燎原的革命烈火。黃巢北上后……蔡結于廣明元年,與何庾率眾起義,得到漢族貧苦農民的響應,攻克道州城。”“廣順三年(953),盤崇在道州盤容洞(今道縣井塘、橫嶺、洪塘營三個瑤族鄉一帶)領導瑤族人民起義,盤崇自稱‘盤容州都統’。他們在道州與郴州邊界地帶流動作戰,持續時間達數年之久。”“元代至正三年(1343),道州人蔣丙領導農民起義。蔣丙自稱‘順天王’,設官分職,聲勢大振。”  

自南朝齊永元元年周暉、王僧燦起義開始,到民國初年的一千多年中,道州的忠良義俠、仁人志士,他們不堪封建統治階級的經濟掠奪和政治壓迫,為貧苦農民浴血奮斗;他們殺富濟貧,懲惡揚善,叱咤風云,武裝起義;他們不屈不撓,前赴后繼,為正義斗爭壯烈獻身。他們的義舉,在農民斗爭史上寫下了極其壯麗的篇章!  

封建時代的農民起義,沉重打擊了封建王朝的腐朽統治,為社會鼎新革故注入了強大的動力。然而,歷代這些義俠們的壯舉,卻被統治階級、官僚政客、文人墨客統統貶為流寇、土匪,欺騙百姓。又從老百姓那里征糧派餉,派官兵大舉進剿,必除之而后快,把一支支農民起義隊伍扼殺在搖籃里。從今天的眼光來看,他們的義舉正是饑寒交迫中道縣民眾敢于斗爭、英勇頑強的真實反映,是大多數貧苦農民所擁戴的英雄壯舉,是道州人民剛強性格不畏強暴的生動寫照!  

新編《道縣志》把歷代舊縣志貶為盜賊流寇的農民起義運動,被顛倒的歷史重新糾正過來,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無疑是一件好事。  

何庾鏖戰“火焰山”  

蔣元神  

在道縣的歷史上,何庾領導和發動的農民起義,是繼南朝齊永元元年(499)道州人周暉、王僧燦領導的農民起義之后,又一起較大規模的農民武裝起義。《零陵要鑒》記載:“唐乾符六年(879)黃巢農民軍揮師北伐,從桂陽州乘大筏,順流而下,途經零陵,點燃了這里勢如燎原的革命烈火。黃巢北上后……蔡結于廣明元年(880)與何庾率眾起義,得到漢族貧苦農民的響應,攻克道州。此后結寨深山密林,多次挫敗官軍。后又與因病留在南方的黃巢部將魯景仁‘相倚仗’,結成軍事聯盟,攻取連州,軍威大振……前后奮戰十九年,直到光化二年,唐節度使馬殷采取堅壁清野、縱火燒山等惡毒手段,戰敗義軍,蔡結、何庾壯烈犧牲。”道州人何庾與江華人蔡結發動和領導的這場農民起義,新編《道縣志》也有記載。  

何庾是道州哪鄉哪村人,歷史上沒有記載,因時代久遠,也無法考證。何庾領導的農民武裝起義軍是在什么條件下形成的,為何會達到如此大的規模,持續時間為何會有如此之久?其原因有三:  

其一,社會最低層人民的生存環境極其惡劣。雖然說在中國歷史上,唐朝是屬于最興旺發達的時期,但到了中晚唐時期,已經衰敗了。特別是晚唐,上層腐敗,苛捐雜稅多如牛毛,基層民眾不堪重負,民不聊生,處在水深火熱之中。從中唐時期被貶為道州刺史的元結在道州寫的兩首詩——《舂陵行》和《賊退示官吏》中,可以看出當時的社會矛盾極為尖銳和復雜,人民生活之疾苦可見一斑。他在《舂陵行》中寫道:“州小經亂亡,遺人實困疲。大鄉無十家,大族命單贏。朝餐是草根,暮食仍樹皮。出言氣欲絕,意速行步遲。追呼尚不忍,況乃鞭撻之!”他在《賊退示官吏》中也寫道:“城小賊不屠,人貧傷可憐。……今被征斂者,迫之如火煎。”這就是當時道州人民生活的真實寫照!  

元結在人民心目中,他是一個好官、清官,敢于秉筆直書,反映人民生活的真實情況。但是,他畢竟是一個戴罪立功的朝庭命官。他既憂民,同時也憂君,他同情民眾的疾苦,但又不敢違抗朝庭的命令,這些都從他的詩中可以看出:“有司臨郡縣,刑法竟欲施。供給豈不憂?征斂又可悲。”在那種橫征暴斂的社會制度下,像何庾這樣的有識之士,他們覺得餓死也是死,戰死也是死,不如大家齊心協力,擰成一股繩,武裝起來,共同來推翻這種腐朽的社會制度,殺富濟貧,以求生存之路。  

其二,有黃巢起義軍的影響。黃巢起義是中國歷史上一次較大規模的農民起義。黃巢起義軍揮師北伐,攻占距道州僅百余里的桂陽州,接著又攻克了離道州不足兩百里的零陵,威振湘南,士氣大長。消息傳到相鄰各州縣,像何庾、蔡結這樣的武俠義士,他們怎么能坐以待斃?何不仿效其法,酣暢淋漓地發揮自己的本能,轟轟烈烈地干他一場?基于此,所以就在黃巢起義軍圣戰的消息傳來的第二年,何庾、蔡結的農民起義就爆發了。他們的義舉得到了漢族貧苦農民的響應,紛紛加入到起義隊伍中來,義軍不斷擴大。  

其三,何庾行俠仗義,武功過人,家庭殷實。在這一點上,史書上雖然沒有記載,但散落在民間的一些零散的傳說,卻是不少。相傳何庾自幼聰穎過人,從小習武,練就了一身過硬的武功。我們可以想象,在中國唐代那種冷兵器時代,沒有超群絕世的武功,怎么能領導那么多的士兵,又怎么能服眾?如果沒有蓋世武功,怎能操練部下,又怎能打敗官軍?據說何庾為了招募將士兵勇,訓練新兵,他變賣了田產;為了打造兵器,他拿出了家中所有的積蓄;為了供兵勇的一日三餐,他動用了家人的口糧。傳說他行俠仗義,廣交天下朋友。他與江華人蔡結相識相知,是因為他倆都是習武之人。后來何庾與蔡結同做木筏放運生意,才在瀟水河上結為生死之交,兩人目睹世道不平,才決心聚眾起義。  

何庾行俠仗義,好打抱不平,待人厚道,愛護部下。在與官府官軍征戰斗爭的十幾年中,他身先士卒,吃苦在前,沖鋒在前,所以深得士兵的擁戴。奮斗十幾年,少有兵勇臨陣脫逃。即使是隱居深山密林,缺衣少食,生活艱苦,他們共度難關,堅持到底。  

何庾領導的起義軍采取避實擊虛的戰略戰術,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打了勝仗總結經驗;打了敗仗,吸取教訓,前后奮戰達十九年之久。他們的義舉,動搖了封建統治的根基。統治者們恨他們如眼中釘、肉中刺,多次調派官軍圍剿,均未將其剿滅,反而使起義軍越剿越多,越戰越勇。何庾的起義軍后來驚動唐王朝,朝廷委派節度使馬殷掛帥前來,并差遣大批官軍開赴南方。在多次圍剿未果的情況下,心狠手辣的馬殷,想出一條毒計。他實行堅壁清野,動用基層政權力量,把糧食集中看管,堵塞交通,禁止民眾與義軍接觸。這樣,起義軍的活動范圍越縮越小,被困深山密林里。但是,起義軍早有準備,他們備足了糧草,仍可在深山密林里與官軍周旋。一計不成,馬殷又施一毒計,下令把何庾起義軍盤踞的幾個山頭放火焚燒。深山密林,枯枝敗葉,一點即燃。加之天干風大,熊熊烈火越燒越旺。漫山遍野,煙霧繚繞。何庾起義軍占據的山頭成了“火焰山”。一連幾天幾夜,何庾及他的起義軍葬身火海,壯烈犧牲。  

盤崇聚義盤容洞  

蔣元神  

偉人毛澤東有一首詞叫《賀新郎·讀史》,詞云:“人猿相揖別,只幾個石頭磨過,小兒時節。銅鐵爐中翻火焰,問爾何時猜得。只不過幾千寒熱。人世難逢開口笑,上疆場彼此彎弓月。流遍了,郊原血。一篇讀罷頭飛雪,還記得,斑斑點點,幾行陳跡。五帝三皇神圣事,騙了無涯過客。有多少風流人物。盜跖莊蹺流譽后,更陳王奮起黃鉞。歌未竟,東方白。”毛澤東的這首詞,短短116字,高度概括了中國從猿猴進化為人類起,到封建社會的漫長歷史。詞中飽含著詩人對歷朝歷代農民起義英雄的贊美和景仰!道州少數民族起義的領袖——盤崇,就在贊譽之列。  

盤崇,瑤族盤王的后代,據考證是道州南部山里人。如今道縣橫嶺、洪塘營兩個瑤族鄉的盤姓瑤族人口占有相當的比例。對于盤崇領導的瑤民起義,新編《道縣志》和《零陵要鑒》都作了記載。《道縣志》稱:“五代后周廣順三年(953),州人盤崇聚眾于盤容洞起義,盤自稱都統,多次攻克道州、郴州,后敗。”《零陵要鑒》記載得更具體一些,說:“五代時,馬希范、周行逢先后割據湖南,人民不堪經濟掠奪和政治壓迫,依山阻險,多次奮起反抗。其中較大的有瑤族盤崇起義。廣順三年(953),盤崇在道州盤容洞(今道縣井塘、橫嶺、洪塘營瑤族鄉一帶)領導瑤族人民起義,自稱盤容州都統。他們避實擊虛,在道州與郴州邊界地區流動作戰,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  

中國歷史上的五代十國時期,正是群雄爭霸,各占一方的朝代,封建割據此起彼伏。侯王將相們各自抓兵拉夫,征糧征稅,都是在爭地盤、爭權力,哪管人民的死活?公元951年統治湖南及廣西北部地區的楚王馬殷被南唐所滅,階級矛盾和各民族之間的矛盾更加激烈。地處南方深山密林中的少數民族——瑤族,被壓在社會的最低層,生活在極端困苦的“南蠻”之地,掙扎在水深火熱之中。  

然而,具有強烈民族精神,驍勇善戰,性情剛強的道州瑤民,他們不安于現狀,不甘于被欺凌,不甘于被滅絕。他們認為:在這個動蕩不安的社會里,不能坐在家中老老實實地等死,必須要聯合起來,齊心協力地奮起反抗,與官府作堅決的斗爭,推翻這些騎在人民頭上的反動統治階級,建立平等的社會制度,底層的瑤民才有生存的活路。他們這種思想的形成,是基于在前面有人引路的先例和當時的社會現象所產生的。距當時一百多年前的唐代,就有一起少數民族的起義軍攻克了道州。元結在他的《賊退示官吏》序中寫道:“癸卯歲,西原賊入道州,焚燒殺掠,幾盡而去。明年,賊又攻永州破邵,不犯此州邊鄙而退。豈力能制敵歟?蓋蒙其傷憐而已。諸使何為苦于征斂?”這里元結提到的“西原賊”即廣西與道州交界地方的瑤族起義軍。從元結的詩序中不難看出,這股起義軍是專門殺富濟貧,專門掠奪官府征斂而來的財物和金錢。對于那些愛護百姓,不橫征暴斂的州府,起義軍是不殺不掠,即使是路過,也是不犯而退。這樣的義舉通過元結的詩廣為流傳,對盤崇的瑤民起義影響深刻。盤崇起義的前幾十年,唐朝末期的廣明元年(880),道州人何庾與江華人蔡結又在萌渚嶺一帶發動過起義,同樣也攻克了道州。俗話說:“姐姐做鞋,妹妹撿樣。”何庾領導的農民起義,也為盤崇起義帶了頭,做出了榜樣。  

《零陵要鑒》說:盤崇起義的據點是盤容洞,這個盤容洞指的是今井塘、橫嶺、洪塘營三個瑤族鄉一帶。據考證,盤容洞不僅僅是三個瑤族鄉一帶,而且還包括蚣壩鎮、四馬橋鎮一帶。蚣壩鎮的新油榨行政村有一個自然村叫“瑤官”,據說該村曾經是盤崇起義軍的大本營。該村的四周原來都有用盆大的鵝卵石砌成的圍墻,一人多高,非常堅固。圍墻上還留著一些用來瞭望的小孔,經過一千多年的變遷,至今還有一處殘垣斷壁的痕跡。該村為什么取名“瑤官”,據說是瑤王盤崇發動瑤民起義,為攻打道州城,在此設立指揮機構。起義軍的首領都駐扎在這里,以后這里有人建宅居住,村名就叫“瑤官”。  

除了“瑤官”這處指揮據點外,附近的深山老林里還有幾處總指揮部的下級軍事機構安營扎寨的地方。這幾處地方是洪塘營、滴水營、周塘營。這里的村名取“營”字,就是因為起義軍在此駐扎。周塘營距滴水營、滴水營距洪塘營的距離都在15里左右,這三處地方距瑤官也都在20里左右。這說明盤崇起義軍兵勇部屬駐扎的地點是有意安排的,這在冷兵器時代在軍事上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這三處設營的地方隱蔽在大山深處,進可攻,退可守,都是軍事上的戰略要地。相傳洪塘營的地理位置和周圍幾個村的地名,在抗日戰爭時期還起了不小的作用。1994年秋冬,日軍進犯道縣,形勢一天比一天險惡。舊縣政府起初從縣城遷至橫嶺,不久又遷至洪塘營。日本侵略軍得到這一情報后,想方設法派兵要到洪塘營消滅駐在那里的抗日指揮機關。一隊日本侵略軍開到蚣壩一帶后,就向人打聽去洪塘營怎么走,并抓老百姓帶路。當問到一個老人時,他回答說:到洪塘營先走橫嶺,橫嶺往前,過亂石(爛石村名),過了亂石再往前,就是深海(村名),過了深海,就走爛泥湖(村名),走過爛泥湖就快到洪塘營了。這隊日本兵來得匆忙,沒帶地圖,聽老人這么一說,心里暗暗思索:橫嶺,一個橫切面的嶺,可能是懸崖峭壁,可以想辦法爬過去。亂石,到處是散亂在懸崖上的石頭,隨時都有可能砸下來,也可設法躲過。深海,一個很深的海,這一帶雖然不臨大海,想必是很寬很大的深潭,也還可以扎木筏過去。爛泥湖一定是個爛泥的湖泊,要走過這爛泥湖,這可太危險了。說不定會陷在那爛泥湖里丟掉性命。想到這里,這日本小軍官打了退堂鼓,命令打道回府。  

這雖然是則笑話,是否真有其事,沒有考究。但是,作為瑤民起義的首領盤崇,選擇在這一帶聚眾起義,把這一帶命名為“盤容洞”,冠以“盤容州”并自稱盤容州的“都統”,說明這一帶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說明盤崇這個瑤民領袖頗具戰略眼光和軍事才能。盤崇還利用了這里的險要地形,招兵買馬,訓練兵勇,才得以攻克道州、郴州,并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  

盤崇領導的瑤民起義,雖然有得天獨厚的有利地形,自己又英勇善戰,但他們缺乏正統的理論指導,只是為了自身和局部的利益而戰,免不了和歷史上其他農民起義一樣,還是以失敗而告終。  

太平天國在道州  

蔣元神  

洪秀全發動和領導的“太平天國”農民起義,是繼明朝末年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之后,又一次聲勢浩大的農民起義。它的規模之大,活動范圍之廣,持續時間之長,以及產生的社會影響,絕不亞于甚至超過李自成的農民起義。它在中國歷史上,曾有過濃墨重彩的一筆。太平天國在道州駐扎59天,而這短短的59天,是太平軍由慘敗到重新扭轉局面,發展壯大的轉折點。道州,對于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來說,有類似于后來中國工農紅軍長征中的“遵義”同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洪秀全,原名仁坤,1814年出生于廣東花縣,是一個農民家庭的知識分子。清咸豐元年(1851),洪秀全在廣西金田發動農民起義,建號“太平天國”。起義軍接連攻克永安(今廣西蒙山)、桂林,勢如破竹,銳不可擋。次年六月又攻克全州后,分水陸兩路向湖南進發。因途中在蓑衣渡遭到清軍將領江忠源的伏擊,太平軍的船只、輜重損失慘重。南王馮云山犧牲,損兵折將。蓑衣渡一仗,太平天國這支四五萬人的隊伍驟減到“能披甲上陣者不滿萬人”。于是,他們放棄水路進軍湖南的計劃,改由走旱道攻占永州。六月九日,暴雨傾盆,河水猛漲,阻斷了太平軍前進之路,使他們陷入“前行不得逞,后退無駐足”的困境之中。此時,洪秀全果斷作出“南下道州”的決策。  

得知太平軍來襲,駐防道州的清湖南提督余萬清、道州游擊翟我謙被嚇得將壘死的城門撬開,逃往江華,只剩知州王揆一孤軍把城。太平軍突然兵臨城下,從西城門攻入道州。正在城東門巡視的王揆一見城中百姓向東門逃跑,便知城已失守。于是,他從城墻上跳下,投進瀟水河自殺。后被一小漁船救起,倉皇逃走。太平天國沒費吹灰之力,便占領道州。  

太平軍眾將領在道州城里運籌帷幄,士兵們駐扎在各個交通要塞,一面把守,一面休整。他們在道州休整期間,首先是大造輿論,展開對民眾輿論引導,以得到基層貧苦農民的支持。他們發布了《奉天討胡檄布四方諭》、《救一切天生天養中國人民諭》、《奉天誅妖安民諭》等,揭露清朝統治階級的腐敗、兇殘、無能以及禍國殃民的種種罪行,號召天下勞苦民眾伸民族之大義,舉起義之旗幟,以喚起人民大眾站起來,聯合起來,投身農民起義的浪潮,共同來推翻滿清政府的統治,建立“太平天國”。檄文發出后,得到天下勞動人民的認可,他們被檄文的慷慨激昂所感動,被檄文的至理名言所覺醒,被檄文的真誠熱烈所驅使,紛紛舉起義旗,投入太平軍的行列中。  

其次是布告四方,招兵買馬,擴大實力。檄文發出后,勞苦民眾積極響應,道州城內的一些貧民、小商小販、工匠及周邊農村的長工、窮苦農民,紛紛前來參加起義軍。當時有人撰文寫道:檄文發布,風起云涌,貧苦人民競相轉告,投奔者絡繹于途。太平軍攻占道州的壯舉,同時感召了活躍在湘南一帶的“天地會”,他們揭竿而起,一呼百應,特率眾前來投奔,愿意聯合起來共同抗擊清政府。如郴州的賴大英、李八率部數千,星夜兼程而來,洪秀全即將二人封為檢點。還有郴州的劉代偉也派人與太平軍取得聯系。何賤茍的天地會派出大部分兵力,與太平天國聯合作戰。當時曾國藩從繳獲的腰牌、令箭、圖記中看出了何賤茍與太平軍的關系,分析說:“永道之賊匪(天地會)與金陵之粵匪(太平天國)相通,實為湖南之巨患。”洪秀全將這批新生力量另立為“道州大旗營”,以東門村秀才何見機為將,率領這支新軍隨同自己赴前線作戰。  

其三,成立“土營”制造各種兵器,雇請裁縫趕制軍裝。洪秀全從道州、郴州、桂陽來的挖煤工人及在湘源一帶開礦的礦工中,挑選出一批有爆破技術的人,專設一個趕制兵器的機構,他們稱之為“土營”。這些人是對反動統治階級有刻骨仇恨,受壓迫剝削最深的窮漢。土營成立后,他們從城中搜集廢銅廢鐵,建起土爐,拉起風箱,熔鐵鑄炮,在短時間內,就制造出大小炮三百余尊,還打造了其他冷兵器。同時,縫制出紅、黃、藍三色軍服以壯軍威。  

其四,明確了行軍路線和戰略目標,整肅了軍紀,穩定了情緒。東王楊秀清在鎮守東門時,發現部下思鄉情緒甚濃,有殺回老家的想法,看不清形勢,有打退堂鼓的思想。針對這一情況,他用“騎虎難下”作比喻,斬釘截鐵地告誡部下說:“形勢已騎虎背,豈容復有顧戀?”他同時向天王洪秀全建議:“今日上策,莫若舍粵不顧,直前沖擊,循江(長江)而東,略城堡,舍要塞,專意金陵(南京)據為根本。然后遣將四出,分擾南北。即事不成,黃河以南,為我有矣!”洪秀全對這個建議十分贊同,當即采納,傳諭部下。在這個戰略目標鼓舞下,將士們士氣為之大振,奠定了殺出重圍,所向披靡,定都南京的基礎。  

對太平天國在道州采取的這些舉措,清政府的官員們還蒙在鼓里,如在睡夢之中。欽差大臣賽尚阿妄圖用“屯兵城外,死死圍困”,迫使太平軍不戰自斃。他在給咸豐皇帝的奏章上說:“道州三面瀕河,城中糧草甚少,如能嚴密固守,使其不能復竄,可期不戰自斃。”皇帝信其讒言,下詣奏準。于是,賽尚阿命令和春率兵萬余,固守道州城之東北;命令劉長春、王家林固守道州城之西南,對道州城里的太平軍形成四面包圍之勢。賽尚阿的企圖,只是他的一廂情愿。太平軍早已做好突圍的各種準備,洪秀全派何見機率偵騎悄悄出城,四處偵探。當得知東南面敵兵甚少,防守薄弱,便選定此處作為突破口。七月二十四日,太平軍以一部喬裝湘勇,巧妙沖出包圍圈,突然襲擊江華縣城,斬殺知縣劉興恒。七月二十九日,又拿下永明城,軍威大振。清軍誤認為太平天國要殺回廣西,急忙調兵遣將進行追剿。八月十日后半夜,太平軍組織全面突圍,由七里崗向四馬橋東進。清軍猝不及防,驚慌失措。太平軍已遠走高飛,清軍才如夢初醒,方隨足跡尾追。這時,攻克江華、永明的太平軍隨即向東急進,與主力在寧遠下灌會師。一股浩浩蕩蕩的鐵流,十二日攻克嘉禾,十三日又取桂陽、藍山,十七日攻下湘南重鎮—郴州。太平軍如奔瀉之山洪,洶涌澎湃,迅猛異常,銳不可擋。  

從太平天國這段史實中不難看出,太平軍在道州的休整擴軍、運籌、聲討等一系列舉動,扭轉了蓑衣渡一仗的被動局面,重新發展壯大起來,道州這座城市及其轄境,對太平天國起到多么重要的作用。  

楊秀清坐鎮東門守道州  

何家壬蔣元神  

楊秀清是太平天國的第二號人物,他家住在廣西桂平縣一個叫平隘山的深山老林之中。楊秀清五歲喪父,九歲喪母,自幼孤苦伶仃,四處流浪,生活艱難困苦,是靠其伯父楊慶善撫養成人。成年后,他在山里以種樹燒炭為生,經受著清貧、寂寞、受人歧視和被人壓迫剝削的悲慘折磨,與反動統治階級有著刻骨的仇恨。  

楊秀清青少年時代的苦難遭遇,磨煉出了他堅毅、剛強、豪爽的性格,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在群眾中有很高的威望,很受當地貧苦農民、燒炭工人的擁護。在太平天國頒布的《天情道理書》中說:“至貧者莫如東王,至苦者莫如東王”,指的就是楊秀清。  

1845年,馮云山到紫荊山宣傳組織“拜上帝會”,楊秀清帶頭加入,又積極動員與他一起燒炭的窮苦人一道入會。自參加拜上帝會后,久居深山從不知道外面世界,對革命道理一無所知的他,從此提高了革命覺悟,一通百通,件件事都得心應手。1847年,拜上帝會遭到地主武裝團練的破壞,馮云山被捕入獄,洪秀全返廣州營救,楊秀清與洪秀全結識。在拜上帝會陷入混亂狀態、岌岌可危之時,楊秀清假托天父下凡,安定人心,使拜上帝會轉危為安。此后,他與洪秀全聚義結拜,走上農民起義之路。洪秀全在他的《潛龍詩》中寫道:“龍潛海角恐驚天,暫且偷閑躍在淵。等待風云齊聚會,飛騰六合定乾坤。”寫的就是洪秀全與楊秀清等六人結拜、風云際會的內容。  

1851年12月17日,太平天國成立,楊秀清被封為“左輔正軍師東王”,并明確規定:“所封各王,俱受東王節制。”實際上,楊秀清成了太平天國總攬軍政大權的統帥。蓑衣渡一仗戰敗之后,楊秀清向洪秀全提出轉戰道州的建議,得到了采納。楊秀清“短衣赤足”,率領“鶉衣百結”的太平軍從瀧河而上道州,履險為夷,兵不血刃而取道州城,打響了進軍湖南的第一仗。進入道州,楊秀清率兵駐扎東城門外,嚴防死守,運籌帷幄,立下了赫赫戰功。  

楊秀清在坐鎮東門守衛道州期間,他身先士卒,作風樸實,吃苦在前,與下屬及人民保持密切聯系,一面秘密擴軍備餉,暗里向道州人民宣講“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道理。他軍紀嚴明,市井不驚,城鄉安寧,秋毫無犯。圍剿太平軍的湘軍頭目在給皇帝的奏章中描繪楊秀清護從不過數人,防范甚疏,且不禁閑人出入。稱他“總攬大綱,一無所紊,尤善撫愛伙黨,有事傳會,以次而下,奉行甚速。賊所倚賴者秀清一人而己”。  

楊秀清聰明過人,他雖然出身貧苦,沒有受到正規的教育,但在洪秀全影響和幫助下,在戰爭中學會了戰爭。從他坐鎮東門固守道州城的兵力部署上,不難看出他是一個具有較高軍事素質,獨具戰略眼光的軍事家。進入道州之后,他把一部兵力放在縣城瀟水河下游的東門至白馬渡一線,防止從永州順河而上的湘軍;又把一部放在河上游的水南至七里崗一線,防止從江華、永明水路、陸路而下的湘軍及地方兵勇。另一方面,在萬不得已之時,還可以向四馬橋方向迅速撤退,向郴州方向轉移,留下了退路。  

太平天國軍隊在道州期間,是一個休養生息的大好時機。他們對外以嚴防死守抵御來剿的湘軍,在內部他們大造農民起義、共享天下太平的輿論,發布多個慷慨激昂的檄文,以喚起民眾。檄文發出之后,湘南各地的農民起義隊伍及窮苦的工人農民紛紛響應。郴州的賴大英、李八率部數千,星夜兼程而來,還有郴州的劉代偉也派人來與太平軍取得聯系,道州“天地會”的首領何賤茍,派出大部兵力與太平軍聯合作戰。道州在癩子山挖礦的礦工,郴州、桂陽、嘉禾一帶的煤礦工人,三五成群,結伴來投奔太平軍。洪秀全、楊秀清將投奔而來的農民義軍首領都委以重任,將投奔而來的農民工人組成“道州大旗營”,并點東門村秀才何見機為將,統領大旗營。當時有文章稱:檄文發布,風起云涌,勞苦礦工、窮苦農民及手工業者奔走相告。他們揭竿而起,一呼百應,投奔者甚眾,愿意聯合起來抗擊腐敗的清政府。  

楊秀清在駐守東門期間,將投奔而來的人員中的工匠,一一造冊登記,分門別類利用他們的專長。一是將礦工和挖煤工人中有爆破技術的人員組成“土營”,專門制造各種兵器。他們從城鄉收集廢銅爛鐵,叫木工、砌工趕制風箱,建造土爐,打造大刀長矛,熔鐵鑄造土大炮小炮。為了鑄造大炮,他們從各個廟宇中找來焚香燒紙的鐵鼎,打碎后投入熔爐鑄炮三百余尊,以強軍備。將會裁縫的工匠集中起來,趕制出紅、黃、藍三色軍服,以壯軍威。  

楊秀清統領全軍,立法安民,嚴嚴整整,民心佩服。在東門駐扎期間,制定了嚴明的紀律,規定:“凡安民之家,安民之地,無令敢入民宅者,斬不赦。左腳踏入民家門,即砍左腳;右腳踏入民家門,即砍右腳。”士卒們自覺遵守,致死效忠天國。當時有評論說:太平軍“渡不測之淵,登壁立之山,死者自死,渡者自渡,登者自登。強悍善戰,致死不撓。”  

自古以來,天下的一切新生事物的誕生到成長,總不是一帆風順的。俗話說:“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太平天國也并非一方凈土。太平天國的將士們在投身義軍之前,飽受官府和地主階級的剝削壓迫,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為了報仇雪恨,推翻腐朽政權,因此革命性很強。當金田起義的火山爆發之時,他們義無反顧地拿起武器,跟隨洪秀全、楊秀清等,沖鋒陷陣,一往無前。打永安,攻桂林,取全州,下道州,他們在戰斗中奮勇爭先,拼死殺敵,表現出無比的堅強和勇敢,沒有任何的思想雜念。但是,到了道州之后,敵軍圍而不攻,太平軍長達數十天沒有戰斗,他們有了休息的機會。無事則生非,在短暫和平的環境里,一種戀土、思鄉、回歸故地的思想便紛紛在將士們的心中滋長起來。一些眼光短淺的將士要求突圍道州,轉攻灌陽,打回廣西去。這種思想的產生,無疑會軟化士兵們的革命意志,削弱軍隊的戰斗力。為了統一思想,穩定軍心,東王楊秀清以“騎虎難下”這句成語為目前太平軍面臨的形勢作了生動的比喻。他斬釘截鐵地告誡全軍將士:我們“已騎虎背,豈能復有顧戀?今日上策,莫若舍粵不顧,直前沖擊。循江而東,略城堡,舍要塞,專意金陵,據為根本。然后遣將四出,分擾南北。即事不成,黃河以南,為我有矣!”  

在楊秀清的宣傳鼓動下,將士們打消了殺回老家的錯誤想法,全軍士氣為之一振。在道州駐扎五十九天之后,得知官府軍隊已從南、西、北三面出擊,包圍太平軍時,他們以“聲南擊東”的戰略戰術,以小股兵力從江華、永明方向突圍,調動敵人。太平軍主力從東門撤出,匯合于四馬橋,然后進軍郴州。太平軍在楊秀清指揮下,不論男女,都驍勇善戰,運用在東門鑄造的大炮、長矛、馬刀,打得清兵望風披靡,為日后定都南京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何賤茍創立天地會  

蔣元神  

在封建社會的歷史長河中,道州雖然是地處“南蠻”之地的邊遠山區,但由于封建剝削和壓迫,眾多有識之士被“逼上梁山”,奮起反抗。歷朝歷代,農民起義可謂是風起云涌,彼伏此起,前赴后繼。清代咸豐年間,何賤茍發動的這起農民起義,可算得上是影響較大,持續時間較長,活動范圍較寬的一起農民起義。  

何賤茍,正名叫何文華,賤茍是他的小名,意即浪賤的小狗,他家住道州南鄉巖頭村(今屬四馬橋鎮)。巖頭村是一個很小的村,村前村后皆是石山,土地貧瘠,水源奇缺。農民靠在石山窩里開墾出一塊塊小小的土地種旱糧為生,生活十分艱苦。何賤茍的家幾代都是貧苦農民,官府的暴斂,鄉紳的剝削,在幼小的何賤茍心上烙下深深的印跡。何賤茍天資聰穎,自幼習武,成年后又四處拜師學武藝,結識了諸多身懷絕技、武功高強的朋友。有了一身武功,而又有強烈反抗精神的何賤茍,眼看著貧苦的鄉親們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經常與朋友談及聚眾起義、對抗官府的事。幾個朋友一拍即合,很快就拉起了一支隊伍。起初,何賤茍他們只是在鄉間劫富濟貧,把搶掠富豪的谷米分給貧民,得到民眾擁護,隊伍越來越大。  

清咸豐元年(1831)洪秀全在廣西金田發動農民起義,號稱“太平天國”。緊接著,太平軍攻克了興安、桂林。次年的六月又攻克全州,隨后分水、陸兩路向湖南進發,攻克了道州。  

太平軍的壯舉,像一股滾滾洪流,以摧枯拉朽之勢涌入湖南后,在湘南各州縣激起層層浪花;像一團山火,以星火燎原之勢點燃了活躍在楚南大地各路農民起義軍的堆堆干柴;像一陣旋風,以銳不可擋之勢,動搖了封建統治的根基。在太平軍的影響下,南方各地的農民起義迅猛發展,廣西武宣縣的胡有祿和湖南東安縣的朱洪英,都聚集起萬余人的起義隊伍,他們仿效“太平天國”之舉,號稱“升平天國”。胡有祿自稱“定南王”,朱洪英自稱“鎮南王”,率眾與官軍對抗。戰旗指處,捷報頻傳。  

太平天國、升平天國農民武裝起義的消息,早就傳到了何賤茍的耳里。聽到這一大好消息,何賤茍興奮不已。他認為報仇雪恨的時機已到,必須要盡快地、很好地利用這個機會。于是,他與常寧縣、桂陽州、寧遠縣的幾個朋友商定,以自己家鄉的巖頭、常寧的五洞、桂陽的白水、寧遠與道縣交界的癩子山為據點,秘密串聯,以發“腰牌”、“令箭”書信等形式,暗中聯絡,擴大組織,他們稱之為:“發牌調碼”,很快就聚集起五千余人,人員來自湘南十余州縣。何賤茍仿效太平天國、升平天國的做法,舉起義旗,創立“天地會”。何賤茍自稱“普南王”。  

天地會這個名稱原是清朝康熙年間民間的一種反清復明的群眾組織。天地會的發源地在福建,說是漳浦縣的一個叫陳丕的人,拜萬提喜為師,要求加入他們的會黨組織。入會的人在入會時都要舉行八拜儀式,即一拜天為父,二拜地為母。因此,將會黨組織取名“天地會”。后來,幾經輾轉流傳到兩廣及臺灣地區。何賤茍也把他的農民起義軍以“天地會”命名。  

清咸豐三年(1853)四月,何賤茍派部下何祿、吳玉老十率兵襲擊駐扎在杉木樹的清軍把總許德祿,乘勝圍攻縣城,殺死了許德祿和典史吳世昌。湘軍首領曾國藩聽到消息,立即派兵增援,吳玉老十戰敗被擒。十一月,何賤茍親自率兵出征,一舉攻克常寧縣城。十二月又與清軍練勇戰于洋泉,因力量懸殊,天地會失利。何賤茍遂由嘉禾、藍山轉移至道州四眼橋(四馬橋)駐扎,隨即派人與廣西胡有祿起義軍取得聯系。兩股力量合在一起,大破清總兵安長泰,殺死把總呂至貴、王鑾,聲威大震。曾國藩聞報,急調知府張榮祖、儲久射等率兵增援。十二月八日,雙方在四眼橋之藠頭坪展開激戰。此役清兵人多勢眾,何賤茍指揮天地會浴血奮戰,終因寡不敵眾,損兵折將。咸豐四年十月,何賤茍、胡有祿又與東安朱洪英聯合起來,大敗陳立紀的團勇,然后將道州城團團圍住。早就逃出城外的知州馮昆,派兵到巖頭,把何賤茍家屬全部殺掉。何賤茍得知這一不幸消息,更是義憤填膺,攻城報仇,愈加急迫。何賤茍命令將士們用藤牌護體,滾地前進,架梯爬墻,奮勇登城,一場驚心動魄的血戰,在道州城悲壯肉搏。清軍憑借堅固的城墻,據險防守,天地會一次又一次進攻,都被清軍堵住。何賤茍見久攻不克,便用智取。他把一支起義軍裝成清兵援軍,想騙開城門,又被清兵識破。十一月五日,清政府派出的各路增援清軍陸續趕到道州,他們精心策劃從四面八方把何賤茍的起義軍來一個反包圍,將其團團圍住,企圖用里應外合、內外夾擊的方式,一舉消滅天地會。危機時刻,何賤茍鎮定自若,指揮以一部繼續攻城,壓住城內清軍不敢出城,另派一支隊伍迎擊來援的清軍。頭一天在五里亭打敗了清軍游擊駱元太,第二天又在蛇皮渡(今斜皮渡)打敗了蘇元林,把援軍追到濂濤灣。兩路勁敵剛被打跑,知州王鑫率領的另一路清軍又從江華趕來。退到濂濤灣的清軍得知又有援軍到來,便再次卷土重來,殺聲四起。天地會看到清軍人多勢眾,估計自己力不能敵,朱洪英才下令放棄攻打道州城的計劃,避實就虛,不與清軍主力對抗,分兵攻取江華、寧遠而去。  

何賤茍率領的天地會與各路農民起義隊伍互相配合,聯合作戰,聲威大震,加入者越來越多,隊伍不斷壯大。加之他們作戰勇敢,捷報頻傳,湘南震動。農民起義軍的壯舉,成為清政府的心腹之患,一些軍政要員被嚇得屁滾尿流。湖南巡撫張亮基聞報,無可奈何地哀嘆:“湖南各州縣、盜賊會匪,在在充斥。前此粵匪(指洪秀全)一入永州,即有衡、永、郴、桂各處土匪潛赴賊營,為之引導。以固數千里外山洞之寇,深入內地,毫無阻隔,岐途僻徑,恍若熟游,而賊匪每次被剿竄出,所剩長發真賊(指太平軍)無多,旬日之間,嘯聚又已逾萬。”江南道監察御史黎吉云嘆道:“賊匪之可惡,有甚于前川楚教匪者。川楚教匪殺人放火,人人痛恨。今該匪不殺人,不放火,所至搶掠谷米,分給貧民,從之者眾。而官兵轉所至騷擾,使民不畏賊,轉畏官兵……”  

清咸豐五年五月二十一日,何賤茍、胡有祿、朱洪英的聯軍又大敗廣西兵勇,然后再分兵兩路轉攻湖南。一路入道州境內,一路繞道攻占東安,生擒知縣史直。九月,胡有祿與清知府劉長佑戰于廣西全州白沙,因寡眾懸殊,不敵清軍,敗回東安。接著又與王鑫戰于桐子山口,損失將帥多名。后又進軍祁陽、邵陽交界的四明山,據險固守。清政府又派來大軍圍剿,揚言:“不消滅天地會決不罷休!”在這次戰斗中,胡有祿兵敗被生擒,何賤茍壯烈犧牲。此役天地會戰死者千余,余皆逃散。  

大革命時期道縣農工運動  

蔣元神  

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接受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建議,確定“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國、共雙方實現第一次合作。在共產黨中央的倡導下,全國各地農民運動、工人運動蓬勃開展,其勢如山洪爆發,有力地滌蕩著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年的污泥濁水。正如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所述的:“農民在鄉里造反,攪動了紳士們的酣夢。”1925年至1927年間,中國大地掀起了轟轟烈烈、前所未有的革命高潮。歷史上把這一時期稱為大革命時期。  

道縣的農工運動始于1926年春。1926年6月,從外地求學畢業,在學校加入國民黨的蔣榮輝(小甲陀仂復村人)、楊毓漢(小甲西原村人)回到道縣組建國民黨縣黨部。在組建過程中,他們的“恩人”,在縣政府任參議會議長、縣保安團營長的土豪劣紳,稱霸一方的“地頭蛇”,永屬保安司令的女婿楊隆卿(小甲楊家嶺村人)混了進來。縣黨部組建時稱為“中國國民黨道縣黨部執監委員會”。蔣榮輝任常務委員,楊毓漢任執行委員,楊隆卿任監察委員。縣黨部成立后,首要任務就是開展農工運動。  

由于有楊隆卿及其后臺的把持操縱,1926年2月,縣長委托楊隆卿指定一批土豪紳劣、地痞惡霸擔任各級農會的負責人,參加農會的也只有少數土豪劣紳。  

當年6月,胡冠軍、歐陽立回縣后,目睹了當時農民協會的現狀,忍無可忍。他倆只好回到各自的家鄉四馬橋、上梧江發動窮苦民眾,從基層鄉農會開始,改變舊農會。到了9月,陳清河來到道縣,成立了中共道縣特別支部后,立即派胡冠年、歐陽立回家鄉成立農民協會。陳清河以農民協會的成立應當自下而上,農會的負責人應當由農會會員選舉產生為由,撤銷了舊農會,重新成立縣農民協會籌備委員會。籌備委員會由胡冠軍、歐陽立、何錚、何光前等人負責。與此同時,陳清河又決定成立縣工會、商會、教育聯合會、手工業聯合會、婦女會、青年聯合會等。指派楊績、蔣仁靜為工會籌備處負責人,陳家鑾為教育聯合會負責人,李元基為手工業聯合會負責人,周錦云為婦女聯合會負責人,青年聯合會由胡冠軍兼任。  

到9月中旬,全縣各鄉農民協會相繼成立后,縣農民協會召開成立大會。這天,各鄉農民協會的負責人、縣城各個聯合會的負責人均出席大會。大會選舉何錚為道縣農民協會會長,何光前為副會長。  

農民協會成立后,首先開展的工作,就是減租減息,平糴平糶。把那些高利盤剝、屯積居奇、賤買貴賣的土豪劣紳戴高帽子游鄉示眾。要他們把剝削的糧食交出來,由農會干部到圩集上煮粥施給貧苦農民。每逢趕集這天,全縣的各個集市都有農民協會的干部在集鎮上施粥。胡冠軍在四馬橋把稱霸一方的大土豪馮子峰綁縛到集市上游街示眾。楊績、周錦云在大壩頭村把罪大惡極的地主楊××捉住游村。限令他們把田租降下來,把糧價降下來。其次是鄉村中的一切權力收歸農會。農民協會成立后,原來那些掌握鄉村實權的保甲長、封建把頭、宗族族長都變了縮頭烏龜,再也不敢胡作非為。村鄉中的大事小事都是由農民協會說了算。第三是提倡婦女解放,提高她們的地位。自古以來,中國婦女受封建統治的“三從四德”、“三綱五常”約束,婦女的地位十分低下,動輒挨打受罵,受盡折磨也不準離婚。丈夫亡故后,再年輕的婦女也不準改嫁,只能守活寡。農會成立后,廢除了這些清規戒律,婦女得到了解放。新的縣農會成立時,就吸收周錦云、朱潔、何杏芬三名婦女骨干參加。在鄉農民協會,妻子被丈夫打了,她們可以理直氣壯找農會干部評理。  

農民運動風起云涌,到1926年10月,全縣共成立了鄉村農會139個。農民運動高潮迅速掀起,觸動了國民黨右派和土豪劣紳的神經,他們不甘心失敗。10月底,國民黨縣黨部的蔣榮輝、楊毓漢、楊隆卿等右派將農運特派員陳清河謀殺,沉尸瀟水河。四馬橋一帶的大土豪馮子峰被游街示眾后,跑到楊隆卿家里告狀。在楊的指使下,馮子峰回到四馬橋組織一批土豪劣紳成立假農會,以到圩鎮上施粥為名,四處散布謠言,污蔑農會干部。然后又跑到水南村,以尋親為名,串聯幾名惡霸地主到縣農會鬧事。胡冠軍得知這一情況,即刻帶領農民自衛隊將其驅散,并當場揭露他們的陰謀。  

陳清河被害之后,胡冠軍、歐陽立經過秘密查訪,將事實真相上報給中共湘區委員會和湘南特委。不久,中共湘區委員會派區委委員、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監察委員戴述人,中共湘南特委書記陳佑魁,共產黨員、省農運特派員王文來道縣處理陳清河被害案件。蔣榮輝、楊毓漢、楊隆卿被押解回省法辦之后,王文留在道縣接替陳清河繼續領導農工運動。  

1926年12月1日,湖南省召開全省農工運動代表大會。道縣選派胡冠軍為農運代表,楊績為工運代表晉省出席大會。開幕之前,胡冠軍、楊績潑墨揮毫,給大會寫了一張賀詞,祝賀大會勝利召開,內容是:“莽莽神州,巍巍衡岳,帝國專橫,軍閥暴虐;唯我工農,革命雄略,一致團結,始終不忒;總會告成,工農有托,今茲開幕,慶祝同樂。”  

王文在道縣期間,按照中共湘區委員會的指示,在農工運動的骨干中秘密發展中共黨員,成立共產黨的地方組織。他在家鄉永明縣發展黨員數名,建立了中共永明縣“二七”支部。在道縣,他從農會及各行業聯合會骨干中以“入校”為名,發展共產黨員5名,建立一個共產黨的黨小組,把農工運動的權力牢牢掌握在共產黨手中。  

1927年4月,由于蔣介石背叛了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政策,繼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長沙也發生了震驚全國的“馬日事變”。馬日事變后,全省各縣農民自衛隊集結數萬農民武裝,準備圍攻長沙,奪回失去的民眾權力。道縣的農民自衛隊在胡冠軍帶領下,集結于四馬橋準備開往郴州到省里匯合。但由于當時農民武裝處于弱勢,不能與國民黨正規軍抗衡,上級黨組織決定取消攻打長沙的計劃,轉入地下活動。  

“馬日事變”后,道縣的反動派大肆捕殺共產黨員和農工運動骨干,各級農工運動的組織遭到徹底破壞,大批共產黨員和農工運動骨干被捕、被殺,也有個別的自首或叛變。  

道縣第一個黨支部的建立  

蔣元神  

道縣的第一個黨支部是1926年9月建立的。  

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7月在上海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之后,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勢,共產黨員的數量迅速增長,全國各地共產黨的組織猶如雨后春筍般建立起來。特別是繼1924年第一次國共合作之后,全國的農民運動、工人運動蓬勃開展。共產黨中央部署在各地秘密發展共產黨員,建立黨的基層組織,以便領導全國的農工運動,擴大共產黨的影響,實施共產黨的綱領。為了配合農工運動的開展,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共產黨員可以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以表示對國共共同倡導的工農運動開展的誠意。  

道縣由于地處偏僻,交通不便,信息閉塞,沒有跟上全國發展的步伐。直到1925年,才有幾名在外地求學的進步青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5年前后,中共湘區委員會選派一批剛從學校畢業的共產黨員到各縣開展農工運動。在此期間,先后有道縣在外求學的楊績、胡冠軍、歐陽立等幾名共產黨員回到家鄉。楊績,字克勤,小甲大壩頭村人,在道縣甲種師范畢業后,考入中國國民革命軍湖南政治講習所學習,在校期間被吸收參加中國共產黨。1925年秋被派回家鄉指導工人運動。回鄉前夕,為工作需要,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胡冠軍,又名胡紇,四馬橋周家山村人。1922年考入衡陽省立男子第三師范學校,在校期間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回道縣指導農民運動。歐陽立,上梧江(今屬雙牌縣)人,瀕洲中學畢業后考入湖南講師學校,在學校加入共產黨。1926年7月畢業后,以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特派員身份,回家鄉指導農民運動。這幾名共產黨員回到家鄉后,道縣的農工運動有聲有色地開展起來。  

1926年初,時任中共湘區委員會委員的陳清河被調派到衡陽中國共產黨湘南特別委員會任組織部長。陳清河系瀏陽縣人溪鄉七溪村人,1918年考入長沙省立第一師范。在校期間,受到毛澤東、夏曦等的影響,積極投身學生運動,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3年回家鄉瀏陽從事革命活動,創辦《瀏陽旬刊》并擔任編輯,親自撰文宣傳馬列主義。之后,又被派往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擔任工人夜校的教師。他自編教材,給工人們上課。調任衡陽后,并任國民黨衡陽市黨部常務委員。1926年6月,陳清河受中共湘南特委指派,以國民黨湖南省黨部農工運動特派員身份到湘南各縣考察黨務、指導農工運動。但實際的使命是來各縣發展共產黨黨員,建立黨的組織。  

1926年9月,陳清河來到道縣。經過調查了解,道縣的農工運動雖然有幾名年輕的共產黨員在開展工作,但實際權力仍然掌握在國民黨道縣黨部的右派手里,實際上是被道縣的“土軍閥”唐熙所控制,運動的開展很不理想;雖然成立了農會和工會,卻如一潭死水,有名無實。于是,陳清河決定首先從建立共產黨的組織入手,把幾名共產黨員團結到黨組織的周圍,逐步發現骨干,壯大共產黨的隊伍。然后,再改組國民黨縣黨部。  

陳清河與胡冠軍、歐陽立、楊績商議,提出了建立道縣共產黨支部的想法,胡、歐、楊三人積極擁護,說:“我們幾個回到家鄉這段時間來,就像離娘的孩子,有苦無處訴,做事沒頭緒。早幾個月就聽說上級派了領導人來,我們是天天盼,時時想。現在陳特派員來了,我們就有主心骨了。”陳清河告訴他們,自己是祁陽、零陵、道縣三縣的特派員。在祁陽、零陵了解情況時,聽說道縣的情況比較復雜,所以才匆忙趕來道縣。  

經過兩次會議之后,成立了“中國共產黨道縣特別支部委員會”,選舉陳清河為特別支部書記,胡冠軍為組織委員,楊績為宣傳委員,歐陽立為委員。特別支部隸屬中國共產黨湘南特別委員會。  

特別支部成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組國民黨道縣黨部。原國民黨縣黨部常務委員蔣榮輝(小甲佗仂復村人),執行委員楊毓漢(小甲西原村人),監察委員楊隆卿(小甲楊家嶺村人,唐熙的女婿)均是唐熙的心腹,是唐煕用金錢圈養起來的。他們掌握縣黨部的大權,胡作非為,調戲婦女,壓制農民運動,糾集一批土豪劣紳成立假農會。基于此,陳清河以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特派員身份,委任胡冠軍為縣黨部組織委員,掌握縣黨部的實際權力。并派胡冠軍回家鄉四馬橋、歐陽立回上梧江開展農民運動,派楊績到各鄉指導手工業工會工作。同時,陳清河還在農、工、商、教、青年、婦女等各界培養骨干,籌備成立各界群眾組織。  

特別支部的這些舉措,極大地打擊了蔣榮輝、楊毓漢、楊隆卿等的反革命氣焰。于是,這三人對陳清河懷恨在心,就在特別支部成立不久的9月下旬,三人密謀將陳清河殺害于望云亭,碎尸后沉入瀟水河中。事后,三人到處散布謠言,說陳清河“不辭而別”,失蹤了。  

陳清河“不辭而別”失蹤的消息很快傳到了在鄉下開展農運的胡冠軍、歐陽立的耳里。得知這一不幸消息,胡、歐二人回到縣城,進行密查,很快查清了事實真相,并將調查情況書面報告中共湘南特委和國民黨湖南省黨部。不久,湘南特委即派人來道縣處理陳清河被害案件,將三名罪犯押解長沙依法懲辦。  

陳清河被害之后,由于多種原因,中共道縣特別支部沒有重新改選,其組織依然存在。  

1927年4月,長沙“馬日事變”發生后,道縣的軍、警、特按照許克祥的旨意,大肆捕殺共產黨員和農工運動的骨干。各級群眾組織遭到徹底破壞,一批共產黨員和農工運動骨干被捕、被殺和被迫叛變自首。胡冠軍逃回家鄉,躲進瑤山中仍然堅持發動群眾,組織自衛隊與敵斗爭。于1927年10月被唐煕派出的特務抓獲。在獄中胡冠軍堅貞不屈,于1928年6月被殺害于道縣,年僅24歲,臨刑前還寫詩明志:“身羈縲絏若無事,為黨犧牲意料中。自古英雄多不幸,豈徒羑里困蛟龍。”歐陽立于“馬日事變”后躲回家鄉上梧江,利用深山老林與敵周旋。1928年他獨身一人到上海找黨的組織。到達上海得知上海的黨組織遭到嚴重的破壞,他又準備前往江西。在安徽蕪湖到江西九江的路上,被國民黨特務抓捕,1929年被殺害于長沙。年僅24歲。楊績逃到外地,久追未捕,窮兇惡極的國民黨特務就把他還未成年的女兒抓去嚴刑拷打,并施以強暴,其女遭受敵人踐踏后,上吊自殺。1930年,楊績因病回到家鄉,不久病故。年僅31歲。  

陳清河被害之謎  

蔣元神  

1926年深秋的一天,上海《申報》登出一則消息:中共湘南特委組織部長、國民黨衡陽市黨部常務委員、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特派員陳清河在道縣“不辭而別”,失蹤了。陳清河為什么失蹤了呢?這里卻隱藏著一個不可告人的秘密。  

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1926年,在共產黨倡導下,各地農民運動風起云涌,共產黨的組織不斷發展壯大。為體現共產黨合作的誠意,幫助改組國民黨,此前共產黨中央作出決定,共產黨員可以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時任中共湘南特別委員會組織部長的陳清河(瀏陽人)在長沙時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1926年秋,陳清河受中共湖南區委和中共湘南特委的委派,以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特派員、衡陽市黨部常務委員的身份到道縣等地考察黨務,宣傳討吳(佩孚)、倒蔣(介石)運動為名,開展農民運動,發展共產黨組織。9月中旬,陳清河來到道縣,經過一段時間的工作,即與先期從衡陽三師等校畢業被派回家鄉指導農民運動的中共黨員胡冠軍、歐陽立、楊績、陳樹榮取得聯系,秘密成立了中共道縣特別支部,隸屬中共湘南特委。陳清河任支部書記,胡冠軍、歐陽立、楊績為委員。特別支部成立后,陳清河召集一些進步青年舉辦農民運動講習所,宣傳共產黨的主張,發現并培養農運骨干,準備培養幾名進步青年加入共產黨組織。同時派胡冠軍回家鄉四馬橋,歐陽立回家鄉上梧江(原道縣轄區)開展農民運動,陳清河留在縣城準備改組國民黨縣黨部。道縣的國民縣黨部的實權掌握在國民黨右派的手里,對農民運動采取仇視、壓制的態度,農民運動死氣沉沉。縣黨部常務委員蔣榮輝、執行委員楊毓漢雖然也是衡陽三師的畢業生,但均屬國民黨右派,而且都是小甲的同鄉。監察委員楊隆卿是縣團防司令唐煕(夏柳村人)的女婿,唐煕的大兒子唐孟侯,1927年曾任省“剿共”法院院長,小兒子唐季侯后任道縣保安團團長。楊隆卿家是當地有權有勢、稱霸一方的大官僚地主,蔣榮輝、楊毓漢上學讀書都是靠楊隆卿家資助的。這三個人在國民黨縣黨部內拉幫結派,吃喝嫖賭,利用唐煕的權力,暗地里打擊報復農運骨干。基于此,陳清河決心改組道縣國民黨縣黨部。他向省黨部報告情況后,以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特派員的身份,委任胡冠軍為縣黨部組織部長,歐陽立、陳樹榮為委員。隨即在縣黨部考棚(今縣人民政府所在地)召開農、工、商、教、婦女、青年各界代表會議,成立農會、工會、商會、教育聯合會、婦女聯合會、共青團各群眾團體的籌備處,擬定各籌備處的負責人。  

楊隆卿、蔣榮輝、楊毓漢眼看縣黨部這幾個共產黨員掌握了實權,他們的權力被削弱,威脅到了他們的地位,對陳清河懷恨在心。一天,正當楊隆卿、蔣榮輝在縣黨部內公開調戲婦女、施淫威亂行兩性關系時,被陳清河當場發現,并對楊隆卿、蔣榮輝狠狠訓斥了一番,蔣、楊二人狼狽不堪。事后,楊、蔣二人對陳清河更是恨之入骨,遂起殺人之心。楊隆卿、蔣榮輝、楊毓漢經過密謀,一個殺害陳清河的陰謀計劃出臺了。  

10月底的一天傍晚,陳清河忙了一天的工作,將寫好的道縣黨部調查報告郵寄給省黨部,吃完晚飯后正在臥室里思考著下一步的工作打算。突然,蔣榮輝、楊毓漢二人推門進來,邀請陳清河到外面散步,并說是要向陳特派員匯報思想和工作。陳清河雖然對蔣、楊二人的行為有所了解,但考慮到二人是衡陽三師畢業的青年,很想挽救他們,也想找他們談談,既然他們主動來邀請,就不加推辭地答應了。  

走出縣黨部的后門,從中山公園(今縣委所在地)經衡州會館,過報恩寺(今中醫院所在地),一路古木參天,怪石嶙峋,月朗星疏,樹影婆娑,溪流淙淙,涼風陣陣。陳清河侃侃而談,一邊宣傳國共合作目前的大好形勢,一邊委婉開導蔣、楊二人,以革命利益為重,以大局為重。蔣榮輝、楊毓漢心懷鬼胎,根本沒聽進半句,只是頻頻點頭稱是。眼看就到望云亭(今縣一中所在地)附近,蔣榮輝、楊毓漢請陳清河去游望云亭。當陳清河走進望云亭,早已潛伏在此的楊隆卿舉起一塊磚頭,乘其不備,狠狠地砸在陳清河的后腦上,當即昏死過去。楊隆卿、蔣榮輝、楊毓漢將先前準備好的砍刀、麻袋搬出來,將陳清河的尸體肢解后,裝進麻袋,乘夜深人靜之時,從江西會館門前的滑石板處投入瀟水河的深潭中。隨后又回到陳清河的住處,在其床前放了一雙鞋。  

次日清晨,縣黨部的伙夫端一盆洗臉水送到陳清河臥室,輕輕叫了幾聲:“陳特派員,陳特派員。”未聽見應答,伙夫以為陳清河工作熬夜熟睡未醒,便把洗臉水放在門前,自己做飯去了。待吃早餐時,他又去叫門,還是沒人答應,就報告了楊隆卿、蔣榮輝。楊、蔣二人在縣黨部散布消息:“陳特派員失蹤了。”  

胡冠軍、歐陽立得到陳清河“失蹤”的消息,立即趕往縣城,秘密查訪陳清河失蹤的案件。過了幾天,楊隆卿拿出一筆錢,通過在長沙的內兄唐孟侯買通一記者,在上海《申報》刊登一則消息:“陳清河不辭而別。”  

胡冠軍、歐陽立通過秘密調查,發現陳清河不是失蹤,不是“不辭而別”,而是被楊隆卿、蔣榮輝、楊毓漢殺害了。并將調查的情況分別書面報告了中共湖南區委和中共湘南特委。中共湖南區委接到胡、歐的報告,極為重視,決定派時任區委負責人、國民黨省黨部監察委員的戴述人、中共湘南特委書記陳佑魁、共產黨員、國民黨省黨部特派員王文等人,以國民黨省黨部監察委員會的名義,帶領60名便衣武裝人員,于11月中旬到達道縣,處理陳清河被害事件。  

考慮到楊隆卿是唐煕的女婿,唐煕手里有幾百人槍。戴述人等幾位領導經過周密安排,把60名便衣武裝人員化裝成放排的、做生意的,分別住在縣政府至南門口街上的伙鋪里。幾個領導帶著警衛人員找人調查取證,秘密審問楊隆卿、蔣榮輝、楊毓漢。罪證基本核實后,戴述人等又用了一計。這天一大早,縣黨部門前擺了三頂小轎,以通知楊隆卿、蔣榮輝、楊毓漢晉省赴會的名義,將楊隆卿等三人秘密逮捕。在縣黨部考棚的會議室里,戴述人以省黨部監察委員的身份,宣布撤銷國民黨道縣執監委員會,改設國民黨道縣特別委員會,任命共產黨員胡冠軍、歐陽立、陳樹榮及國民黨左派何樹杏、朱潔(女)、陳文珪、何楚仕為委員。  

當三頂小轎抬到南門口,登上一條貨船時,60名武裝人員一齊上船,押解三名罪犯到省法辦。  

兩條烏篷船扯起風帆,急速向下游駛去。  

木船的桅桿尖頭離開道縣境內的水路漸漸遠去。這時,被蒙在鼓里的唐煕如夢初醒,調集團防局士兵向下游追去。  

道縣第一個黨小組的建立與破壞  

蔣元神  

1926年11月,中共道縣特別支部書記陳清河被害后,中共湖南區委委派區委委員、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監督委員戴述人,中共湘南特別委會書記陳佑魁,中共黨員、省農民運動特派員王文,帶領60名武裝人員來道縣處理陳清河被害案件。三位領導人經過深入調查,精心部署,巧妙地將國民黨道縣黨部的負責人楊隆卿、蔣榮輝、楊毓漢三名殺害陳清河的罪犯,解押長沙依法懲辦,王文留在道縣。  

王文是永明(今江永)縣人,1905年出生,1926年在湖南大學法律系畢業。青年時期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畢業后被黨組織派到中共湖南區委工作。1926年,王文為便于開展農民運動,又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陳清河被害后,國民黨省黨部派王文接替陳清河,為道縣、江華、永明三縣特派員。1926年11月至1927年3月,王文經常往來于道縣、永明之間,秘密串聯,發現人才,籌劃建立黨的組織。在永明,他親自創辦革命刊物《永明燈》,并親自撰文宣傳共產黨的主張,動員民眾參加農民運動,喚起窮苦農民團結起來打倒土豪劣紳,發動勞苦工人投身于工人運動。從中吸收農工運動骨干和各界進步人士加入中國共產黨組織,在永明縣成立“二七”支部,自己擔任支部書記。  

在道縣,王文首先找到與他同在湖南大學同系的同學,畢業后在道縣監獄工作的周訓,密談成立黨組織的事宜。周訓,又名周振禮,字伯泉(蚣壩鎮木壘洞村人),在校期間曾參加過學生運動,王文對他比較了解。兩人認真分析道縣形勢,認為道縣情況比較復雜,特別是陳清河被害后,發展共產黨員,成立黨的組織必須秘密進行,慎之又慎。經過一段時期的工作,王文發現當時任道縣農民協會會長的何錚(蚣壩長興洞村人),在道縣工會任職的蔣仁靜(壽雁豪福村人),在手工業工會的李元基(道縣江鎮人),在教育聯會的陳家鑾等思想進步,在農工運動中表現積極,認為可以發展成為中共黨員。王文通過工作談心,上述五人都表示愿意加入黨的組織,為道縣農工運動出力。1927年1月,王文要他們填寫好表格,以“入校”(即湖南農民運動講習學校)為名,吸收了周訓、何錚、蔣仁靜、李元基、陳家鑾五人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有了五名黨員,按照組織原則,完全可以建立一個支部。但王文考慮到道縣原隸屬于湘南特委的特別支部,只是因陳清河被害停止了活動,黨組織仍在,還有歐陽立、胡冠軍等幾名黨員。另一方面,自己在永明的二七支部還需要大量精力去領導。所以,他決定暫時成立中共湖南區委道縣直屬黨小組,代號“CP”,推選周訓為黨小組組長。  

中共道縣黨小組成立后,在王文領導下秘密開展活動,沒有公開黨小組及共產黨員的身份,仍以原來的職務為掩護,領導開展道縣的農工運動。此后一段時間,道縣的農工運動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縣城及各鄉、村的農會、工會相繼建立,不斷完善。活動以平糴平糶,減租減息,打倒土豪劣紳,實行耕者有其田為內容,把勞苦農民、手工業者聯合到一起。到1927年3月,全縣成立鄉農民協會139個,基層工會39個。  

道縣農工運動的蓬勃發展,觸動了統治階級和土豪劣紳的利益,他們對農工運動的骨干懷恨在心。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緊接著,湖南的反動軍閥、蔣介石的得意門生許克祥,于4月21日在長沙制造了震驚全國的“馬日事變”。一夜之間,長沙的農工運動組織遭到破壞,大批共產黨員和農工運動骨干被捕被殺。“馬日事變”的消息很快傳到道縣,道縣的反動分子乘機大打出手。特別是當時駐在道縣的永州南五縣團防司令唐煕(字堯階,蚣壩夏柳村人,后任過道縣縣長),為報其女婿楊隆卿被共產黨鎮壓之仇,立即成立道縣“剿共”清鄉委員會,秉承許克祥的旨意,按照許克祥的招數,帶領團丁和警察,將道縣農、工、商、教等群眾組織駐地的牌子,辦公用的桌、凳砸得稀巴爛,四處追殺共產黨員及群眾組織的骨干。唐煕的大兒子、當時任湖南省懲共法院院長的唐孟侯,多次回道縣督戰,殺氣騰騰,十分囂張。一時間,白色恐怖籠罩著道縣,各級群眾組織被迫解散,共產黨員和農工運動的負責人躲的躲,藏的藏,只好轉入地下活動。  

躲到鄉下的周訓、何錚、蔣仁靜沒能逃脫魔掌,三人被捕后,由唐孟侯押解至長沙。迫于唐煕父子的淫威,經不住嚴刑拷打,三名共產黨員在長沙叛變,供出了黨組織和他們的共產黨員身份。周訓叛變后,脫離共產黨,后被調任藍山縣監獄長、道縣建設科科長,新中國成立前夕任縣政府主任秘書,隨舊政府投誠起義。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病死。何錚叛變后回到老家長興洞教私塾,蔣仁靜下落不明。李元基、陳家鑾由于被周訓等三人供出后,在道縣自首,脫離共產黨。之后,李元基仍從事手工業工作,陳家鑾從事教育工作。王文在永明縣家鄉被捕,被捕后王文視死如歸,大義凜然,在永明被殺害。  

鄉村農會六烈士  

蔣元神  

1994年出版的《道縣志》人物篇中,給田鵬、郭宜、何之玉、文希春、黃楚平、廖和等六人立了小傳,視為烈士。為何給他們立傳?因為他們是大革命時期鄉村農會的負責人,“馬日事變”后被國民黨右派殺害的農民運動的骨干。  

1926年9月,省農民運動特派員、共產黨員、中共湘南特委組織部長陳清河來到道縣后,道縣的農民運動才從真正意義上開展起來。到了10月,農、工、商、教、青、婦女各個群眾組織的籌備處相繼成立,鄉村的農民協會如雨后春筍,一個接一個地建立起來。在這個大好形勢下,在外地做苦工的田鵬趕回家鄉。田鵬,又名田來科,營江鄉人。因家境貧寒,從小就給財主家放牛、幫長工。成年后,他不忍財主的欺凌,跑到外地吃糧當兵。天下烏鴉一般黑,當兵期間又遭打罵,他又逃回家鄉。這時,他的父母早已去世,家里窮得揭不開鍋,他又只好跟著他人到洞庭湖做苦工。在岳陽,他看到了那里的農民運動正在掀起,就立即趕回家鄉,在本村組織一個農民協會,他當上了村農會的會長。  

與田鵬的經歷一樣,郭宜(柑子園鄉人),一個在外地當差的小職員,因看不慣國民黨政府的殘暴和腐朽,也在農運高潮到來之時,回到家鄉創辦農民協會。他認為:中國非走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不可,必須組織工人、農民起來推翻腐朽的舊政權。  

何之玉(祥霖鋪人)出生在一個貧苦農民家里,父母早逝,從小受盡人間悲慘,被人歧視,成年之后為生活所迫,背井離鄉,到外地闖蕩江湖。1926年在郴州資興一帶礦山做苦工的何之玉,親眼看到北伐軍節節勝利,農工運動威震神州,蓬勃興起。他毅然離開礦山回到家鄉,參加農民協會,被選為村農會的領導人。在他領導下,家鄉的農會辦得有聲有色,多次組織農會會員到縣城游行示威。  

1927年初春,正是道縣農工運動高漲之時,田鵬、郭宜、何之玉各自帶領農會會員來縣城游行,在縣城相遇。三人相見如故,談及當前道縣的農民運動,情緒十分高漲。他們認為鄉村中的貧苦農民是最革命的,也是最擁護革命的。辦農會必須完全依靠這股力量。于是三人商議,決定成立一個貧苦農民協會,與土豪劣紳斗爭到底。經過一段時間分頭串聯發動,加入貧農協會的就達500多人。  

道縣由于地處偏僻,交通不便,信息閉塞。1927年4月,繼上海發生“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后,緊接著,4月21日,長沙就發生了“馬日事變”。隨后,國民黨的軍、警、特紛紛潛入道縣,秘密捕殺共產黨員和農工運動的骨干。這些消息在鄉下的田鵬、郭宜、何之玉雖已有所聞,但他們不怕死,決心要與反動派斗爭到底。4月下旬的一天,田、郭、何三人通知已入貧農協會的會員到縣城隍廟(今道江一小)召開大會。會上號召全體會員團結起來,堅持與敵斗爭,不獲全勝決不罷休。不幸的是,就在大會散會之后,三位領導人還沒有離開會場時,就被縣長派去的特務和警察抓捕了。  

三人入獄,反動派用盡種種慘無人道的酷刑,逼迫他們悔過自新,解散農會,登報站到反動政府一邊,可以保其性命,并誘以升官發財之道。但三人視死如歸,嚴詞拒絕。6月上旬,三人被殺害于王婆嶺(今道州賓館后)。  

文希春、黃楚平、廖和三人是西七區農民協會的主要負責人。文希春、壽雁文家村人,1899年出生在一個普通農民家庭。瀕洲中學畢業后,在縣立高小任教。因思想激進、看不慣官場的丑惡現象,時常發表一些對社會腐敗深惡痛絕的言論,一年后被解聘。在家鄉教私塾幾年,他對貧苦農民的悲慘遭遇深表同情。黃楚平、石門坊人,為人豪爽,愛打報不平。廖和,泥口灣人,性格沉穩,剛毅俠義,樂善好施。1926年10月,縣農工運動籌備委員會成立后,文希春到縣城找到胡冠軍商談成立西區農會事宜,得到胡的大力支持和鼓勵。文希春即找到黃、廖二人商議。三人都有相同的志向和想法,一拍即合。于是,分頭串聯發動,很快成立了西七區農民協會,文希春任會長,黃楚平、廖和為副會長。  

西七區農會成立后,運動開展得有聲有色,禁煙禁賭、減租減息,平糴平糶。大路壩的王國俊是當地最大的土豪,農會把他抓起來游鄉示眾,把他囤積的三百多擔稻谷沒收,分給貧苦農民和用來施粥。這一舉動極大鼓舞了貧苦農民的士氣,有力打擊了土豪劣紳的囂張氣焰。一些小土豪嚇破了膽,只好按平價賣糧。  

1927年春夏之交,正是道縣農工運動高漲之時。為了適應大好形勢,便于與縣農會聯系,文希春、黃楚平、廖和決定把西七區農會辦公地址,搬到縣城郊區的李巴巖。長沙發生了“馬日事變”,三位農會領導人都有所耳聞。但他們仍然抱著與敵人斗爭到底的決心開展活動。馬日事變后的第六天,他們還在高枧吳家召開了一次有一千多人參加的大會。會上文希春深刻分析目前的形勢,號召農民兄弟團結起來,粉碎土豪劣紳的反撲。當得知因開煙館被他們抓住送到縣監獄的熊朝喜,又放了出來時,文希春、黃楚平、廖和憤怒不已。看見熊朝喜大搖大擺從農會門前走過,黃楚平憤狠地一拳打在桌上,擊得茶杯子都在跳。第二天,三人趕到縣城,去找偽縣長黃樹勛評理,理未評成,卻被黃樹勛叫警察當場捆綁起來,送進監獄。西七區農會會員聽說三位領導人被捕入獄的消息,十分氣憤。當天,農會會員扛起鋤頭掛耙、鳥銃梭標,將縣政府團團包圍,要求放人。偽縣長立即叫來警察,將農會會員驅散。黃樹勛害怕農友們再次闖入縣城劫獄,于1927年6月1日,將文希春、黃楚平、廖和三人秘密殺害。文希春犧牲時年僅28歲,黃楚平36歲,廖和37歲。  

紅七軍過道州  

蔣元神  

1930年,鄧小平、張云逸在廣西百色策動李明瑞部起義,創建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鄧小平化名鄧斌,擔任紅七軍前敵委員會書記兼政治委員,李明瑞任總指揮,張云逸任軍長。紅七軍成立后,在三位領導人帶領下,擴大了左、右江革命根據地,戰報頻傳,打出了聲威。  

1930年冬,由于紅軍內部的“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指揮,紅七軍奉命執行“攻打柳州、桂林,在廣東小北江建立根據地”的冒險計劃,被迫離開右江革命根據地東征。一路上,由于人生地不熟,缺乏群眾的支持和掩護,接連打敗仗,人員傷亡慘重,武器嚴重丟失,又得不到及時補充,紅七軍受到嚴重挫折。1931年1月2日,紅七軍拼命攻下湘桂交界的全州后,鄧小平、張云逸等認識到了“左傾”冒險主義路線的危害,決定在全州召開臨時前委會議。會上,認真總結了紅七軍自創建以來的經驗和教訓,肅清了“左傾”冒險主義在軍內的影響,決定放棄攻打大城市的“左傾”冒險計劃,改由向敵人兵力薄弱的道州、江華迂回前進,補充糧草、彈藥,特別是戰士們的棉衣、棉被等軍需物資。會議還決定縮編軍隊編制,由原來的三個師、六個團縮為二個師、三個團。因當時鄧小平已離開廣西到中央蘇區匯報工作,會議決定鄧斌繼任前委書記。  

經過整頓和縮編的紅七軍兩個師、三個團及軍直屬部隊約4000余人,在前委書記鄧斌、總指揮李明瑞、軍長張云逸率領下,于1931年1月5日取道石塘、文市,向湘桂交界的永安關進發。  

時下正值隆冬季節,因紅七軍官兵一直在長期無霜凍的廣西南部作戰,將士們身上穿的都是單衣單褲。進入桂北以來,又一路遭受敵人圍追堵截,無法趕制冬裝。進入湖南,氣候突然變冷,紅七軍決定攻克道州城,籌集糧食、布匹、棉花,以解燃眉之急。  

國民黨道縣保安團得到紅七軍由桂入湘、進至永安關的情報,身為永屬(永州府直屬)湖南保安二十團團長的唐季侯即令駐守在壽佛圩的保安團第一營,派一排兵力到永安關探聽虛實。1月6日,紅七軍在前面探路的偵察部隊到達永安關時,道縣保安團的一排兵力不知紅七軍的底細,以為只是少數紅軍過境,便在永安關隘口設卡阻擊。  

紅七軍先頭部隊很快到達永安關,得知有敵人攔路,即下令攻擊。在紅軍的一陣槍炮聲中,保安團的一排兵力被打得落花流水,保安團的排長被當場擊斃。保安兵看見排長被打死,其余的都嚇破了膽,像兔子一般向山林竄去。唐季侯聞報,他判斷紅七軍缺衣少糧,缺槍少彈,必然要攻占縣城,籌集糧款、布匹和彈藥。唐季侯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不知所措。他一面向上級報告情況,一面邀請縣長及縣警察局的頭目和各界紳士商議,尋找對策。經永州保安司令指點,又經縣長和其他紳士提議,唐季侯心生一計。  

唐季侯即刻給相鄰各縣的民團通了電話,要他們立即組織兵力來道縣協助。隨后,他一面派人帶領縣政府機關及下屬各科室的公職人員、家屬等,迅速轉移至城北五十里的上梧江瑤山里;一面交待縣商會的頭目,要他們設法用“緩兵計”拖住紅軍。同時,他還在縣城內安插幾個特務,要他們設法打探紅軍在城內的情報,隨時向他報告。唐季侯把他的隊伍拉到城外,想用“緩兵計”拖延時間,企圖等江華、永明兩縣的援兵一到,聯合起來一舉殲滅紅軍。  

1月7日,紅七軍經仙子腳、壽佛圩未打一槍一彈,就順利進入道縣城里。縣政府的大小官員及有錢的大戶人家都逃走了,縣城里失去平時的熱鬧繁華,店鋪鐵將軍把守,門可羅雀。紅七軍領導人見此情景,大失所望。眼看籌集糧款、布匹成為泡影,但他們仍不灰心,派出幾個代表去找縣商會協商。幾個商會的頭目按照唐季侯的旨意,向紅軍代表大獻“殷情”,裝出積極籌糧派款的架勢,等待保安團的到來。  

1月7日晚上,氣溫急劇下降,天上紛紛揚揚飄起了雪花。紅七軍戰士們大都是廣西籍的人,還從未經受過這么寒冷的天氣,加之身上衣單褲薄,凍得難以忍受。幾個軍委的領導人見籌款、糧、布匹的人未到,經過分析判斷,敵人是在使陰謀詭計,故意拖延時間,不能再這樣等下去,必須采取果斷措施。正在這時,派出的偵察員回來報告說,敵人正從三個方向向縣城包抄而來。面對如此嚴峻的形勢,決定沒收部分大戶的糧款、布匹,打開縣政府的糧倉,將多余的糧食分給貧苦人民;打開縣監獄,釋放無辜被關押的群眾,燒毀了縣警察局的“犯人”檔案,并立即決定撤出道縣,搶占江華。  

1月8日凌晨,紅七軍擊潰保安團的阻擊,沖出包圍圈,頂著刺骨的寒風,冒著紛飛的雪花,穿著單衣單褲,沿著道縣至江華的道路開進。  

從道州到江華90里急行軍,部分指戰員們還是第一次見到雪,因病和寒冷掉隊的80多名戰士,被緊緊尾追的道縣保安團殺害。路上被俘的9名傷病員,也被押回縣城殺害。  

紅七軍攻占道州城一天兩晚,他們的言行給道縣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的不幸遭遇,得到人民群眾的同情和支援;他們的英雄壯舉,給道縣人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鄧小平夜破“緩兵計”  

蔣元神  

1931年元旦剛過,平時很少有霜凍的廣西大地,突然北風呼嘯,寒氣襲人。特別是與湖南接壤的桂北,天氣更冷。  

這天,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攻下桂北全州,在這里召開了前敵委員會會議。會議以肅清“左傾”冒險主義在軍內的錯誤指揮為目的,決定改變攻打柳州、桂林等大中城市的“左傾”冒險計劃,攻克湖南道州,籌集糧款、布匹、棉被,趕制冬裝,以解燃眉之急。然后,取道向江西中央蘇區靠攏。  

紅七軍自百色起義創建以來,一直奉命執行攻打大城市的冒險計劃,節節失利,被迫向桂北轉移。路上,接連遭受敵人的圍追堵截,致使兵員銳減,彈藥奇缺,給養困難,損失嚴重。時值隆冬,官兵們身上穿的仍是單衣單褲,破帽草鞋。進入道州這天,氣溫還在急劇下降,官兵們被寒風吹得臉上生痛,身子發抖。  

道州城里,平素熙熙攘攘的街道,繁華熱鬧的商場,今日卻是異常冷清,店鋪關門,居民閉戶。街上空空蕩蕩,門可羅雀。就連那些平日在街上耀武揚威維持治安的警察,神氣十足的政府官員,也都逃得無影無蹤。  

軍長張云逸和政委鄧斌(小平)派人到處打聽,尋找縣商會的負責人。好久還沒得到一點消息,兩人眉上皺起了疙瘩。就在一籌莫展之際,突然一個身著長袍馬褂,五十開外,紳士模樣的男人走進門來。他摘下禮帽,在張軍長和鄧政委面前鞠了一躬,說:“二位長官,鄙人是商會會長。貴軍遠道而來,未曾迎接,失禮,失禮了。”  

鄧政委掃了一眼來人,他肥頭寬腮,眉長眼細,肚子挺得像懷崽婆。說話時常用小眼睛窺視對方,臉上露出幾條陰險的皺紋。鄧政委一看便知,這是個老奸巨猾、別有用心的人。回答道:“我紅七軍從廣西那邊過來,路過貴地,突遇寒風。正在找你們商會,想籌集點布匹、糧食,你看如何?”  

會長假笑道:“那是,那是應該的,應該的。不過你們也知道,鄙縣地處偏僻,縣城又小,土地貧瘠。加之連年遭災,百姓困苦,恐一時難以滿足貴軍的要求……”  

軍長張云逸聽得不耐煩了,搶過話頭說:“少說些廢話,你趕快去想辦法,給我軍籌集棉布四百匹,棉花三十擔,大米三百擔,立即交來,否則……”張軍長把槍拔出來,放到桌子上。  

會長嚇得像雞啄米一樣直點頭:“好,好,就去就去。”但他是受了唐季侯的旨意而來,后有靠山,很快就鎮定下來。他看了一眼張軍長,又轉彎說:“長官,您先別急。鄙縣是個山區小縣,山里人都未見過世面,見貴軍來時,都被嚇得躲出去了。鄙人這就去把那些開店鋪的叫回來,要他們向貴軍捐獻糧食和布匹。”  

“你們商會在哪里?”鄧政委問。  

“糊涂!老朽真是糊涂。有請二位長官到鄙商會商談,喝杯茶,烤烤火,暖和暖和。”會長拍著腦袋,一陣點頭哈腰。  

鄧政委、張軍長跟著會長來到位于南門口的一幢房子里,炭火燃得正旺。會長敬過茶、敬過煙之后,走到門前望了一會,進來時又是敬茶敬煙。時間在一分一秒地過去,會長每次進來都還是那句老話,“快了,馬上就來。”  

天色已黑,還沒有見到一戶來捐貨物的。這時鄧政委心里起疑。他低聲對張軍長說:“這里面有鬼!他們是想用‘緩兵計’來拖住我們,再派人給敵軍報信,想一舉消滅我們。”張軍長也看出了破綻,說:“不能再等,必須采取沒收政策。”鄧政委思索了一會,問會長:“你們警察局在什么地方?”會長見問警察局,不由吃了一驚,但他很快鎮靜下來回答說:“警察局和縣政府都在一個圍子里。不過那些警察都到上……”會長一時說漏了嘴,趕緊轉彎說:“都上山去了。”鄧政委肯定了他的判斷,說:“你帶我們到那里去看看。”來到縣政府門口,兩尊石獅子吡牙咧齒,院內古樹森森,落葉遍地,寒氣襲人。警察局就在縣政府隔壁,是座寬大的四合院。鄧政委令身邊的警衛員打開審訊室的門,他和張軍長坐到審判席的上座,大喝一聲:“把他押上來!”兩個警衛戰士把這個會長五花大綁,押到了犯人席上坐下。  

鄧政委往桌上狠狠一拍,“你是什么會長,想搞什么鬼?老實交待!”  

會長嚇得一身在篩糠,說話變得結結巴巴:“我……我沒搞鬼,是那些大戶老板害怕,不敢回來。”  

“看你還是不想交待,還想拖延時間。給我押下去!”鄧政委厲聲喝道。  

這個會長聽到要押下去動他的刑,癱坐在凳子上:“別……我……我說實話。”  

張軍長把桌上的手槍握到手里,兩眼直盯著會長說:“若是再講假話欺騙我們,立即斃了你!”  

“是……是……前天,保安團唐團長聽到從永安關逃回來的人報告,說共……不……不是,”會長給自己臉上打了一耳光,“說……紅軍有三四千人,而且還都穿的是單衣短褲。之后,縣長和唐團長召集我們開會,說你們必然攻城,就把保安團拉到城外,把政府官員都轉移北邊的上梧江去了。那里是大山里的一個小集鎮,水路、陸路都通,而且地勢險要,進可攻,退可守。臨走之前吩咐我們說,你們一定會來籌款買布。要我想辦法拖住你們,并將情況摸清楚,然后派人向他報告,所以……”  

“保安團有多少人槍?”鄧政委問。  

“具體我不太清楚,加上義勇隊,大概有二千多。不過,有一營調往茶陵縣那邊去了,沒趕回來。唐團長說要聯合江華、永明的民團一起,截你們的尾巴。還說你們紅軍正缺衣少糧,一打就敗。”  

“他們什么時候能回來?”  

“唐團長說,最早也要等明天清晨才能趕到。”  

“還有什么情況?”  

“沒……沒有了,就這些。”  

“好,給你個立功贖罪的機會,現在就帶我們去,把那些平時欺壓百姓為富不仁的布商、糧商的大鋪子告訴我們。”  

“好……好,我帶你們去。”  

張軍長、鄧政委立即決定,命令部隊沒收那些奸商的布匹、糧食。打開縣政府的糧倉,連夜將糧食分發給城里的窮苦人。打開縣警察局的監獄,釋放了被無辜關押的“人犯”。  

黎明之前,命令部隊緊急集合,向江華開進。  

風雪道州路  

莫文驊  

1931年1月上旬,紅七軍到達了湖南道州縣,時值隆冬季節,天寒地凍,而我們的戰士卻身無寒衣,只穿著單衣單褲、破鞋草履,有些人甚至打著赤腳。連續不斷的行軍打仗,戰士們本已十分疲憊,加上道州商會的奸商不給我們錢和衣服,并用緩兵之計拖住我們,連夜向敵軍通風報信,敵軍正分兵三路向我軍包抄而來。紅七軍于夜晚得到這個情報,立即于次日拂曉向江華急速前進。不巧,天又下起大雪。北風呼嘯,卷著雪花向赤足缺衣的戰士襲來。在這充滿疲勞、饑餓、寒冷的漫漫風雪之路上,戰士們要艱難急行軍近百里路程,經受紅七軍北上以來最嚴峻的一次考驗。  

戰士們頂風冒雪,咬緊牙關,一個緊跟著一個向前跑步行軍。鄧小平政委、張云逸軍長、李明瑞總指揮的馬都是讓給了傷病員。首長們自己則在風雪中艱難跋涉。這時,就是再累再冷,也絕不能停步,只要一停下來,腳立即就凍麻了,一步也走不動,許多人就是因站住后,身體不支,倒下了再也沒起來。在急行軍的隊伍中,李謙師長身上僅穿著單衣短褲,走在隊伍的后面。他不斷鼓勵掉隊的同志用堅強的革命意志與嚴寒搏斗,眼看著一個個戰士在風雪中倒下,李謙心如刀割。對戰士們強烈的友愛之情使他不顧一切地把戰士們的槍解下來,背扛在自己的肩上。直到最后他身上背著五支槍,壓得腰都伸不直,只能緩慢行進。戰士們看到自己的好師長累成這個樣子,都上去搶背他背上的槍,但李謙仍然堅持背三支,說什么也不讓別人搶去。走著走著,李師長看見一位挑擔子的同志凍得幾乎走不動路,就趕上前去,脫下自己的上衣給那個同志披。那個同志一個勁兒執拗地說:“師長,我死也不能穿!我能堅持!”另外有個戰士實在走不動了,只停下來幾分鐘,腳就凍麻了。李師長看見了連忙把那匹馱東西的戰馬拉住,扶他上去。風越刮越猛,雪越下越大,部隊出發時帶的飯團已經凍得像石頭一樣硬,根本咬不動。李謙看著這支行進在茫茫雪原上的隊伍,眼圈都紅了。他知道:從廣西出發以來,同志們已轉戰三千多里路,英勇奮戰。這支堅強的隊伍絕不能讓殘酷的敵人和惡劣的自然環境壓垮!處境艱難的革命事業需要這樣的隊伍去開辟工作啊!他看著年輕的戰士忍受著極大的痛苦,以頑強的毅力頂風冒雪前進,想到艱巨的革命任務尚未完成,高度的革命責任感沖擊著他,使他更加堅定不移地率領部隊前進。李謙堅定的革命信念,與戰士們同甘共苦的忘我精神,形成了一股無窮的力量,極大地鼓舞和教育戰士們,使他們更加堅定了要征服大自然的信心,更奮勇地向前進!當天,雖然有80多名紅軍戰士犧牲在風雪交加之中,紅七軍最后還是勝利地到達了江華縣城,擺脫了敵人。  

注:原文名《風雪行軍路》,載《中華英烈》1988年第一期。  

莫文驊,廣西南寧市郊區亭子村人,原是紅七軍軍部政治工作干部,曾任紅七軍參謀、政治處主任。到達江西蘇區后,任蘇區軍委會總司令部直屬政治處主任、紅五軍團政治部宣傳部長、紅軍干部團政治處主任、紅軍大學上級干部隊政治委員、紅軍大學政治部主任。長征時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第一縱隊第四梯隊政治部主任。1955年授予中將軍銜。  

紅六軍團西征過道縣  

蔣元神  

道縣,湖南南部邊陲的古城重鎮,襟帶兩廣,屏蔽三湘。四境層巒疊嶂,有雄關隘谷。進可攻,退可守,為歷代兵家必爭之地。  

1934年,由于“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指揮,中央紅軍在江西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利,根據地被蠶食,處境維艱。7月,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革軍委)電示紅一方面軍六軍團離開湘贛蘇區,轉移到湖南中部地區去發展游擊戰爭創立新的根據地。電報明確指出:敵人正在加緊對湘贛蘇區封鎖與包圍,特別是西邊的封鎖,企圖阻止我們的力量向西發展。六軍團如繼續留在現地區,將有被敵人層層封鎖和緊縮包圍的危險,而且糧食及物資的供給將成為尖銳的困難。為保全紅軍的有生力量,紅六軍團第一步轉移到桂東地域;第二步應轉移到新田、祁陽、零陵地域去發展游擊戰爭和創立蘇區根據地;以后則向新化、溆浦兩縣間的山地發展,并由該地域向北與紅二軍團取得聯系。  

金秋八月,涼風習習。紅六軍團兩個師、六個團9700余人,在黨代表任弼時、軍團長蕭克、政委王震率領下,遵照中革軍委的指示,作為紅軍主力大轉移的先遣隊,于八月初自湘贛根據地永興出發,開始西征。紅六軍團以無比英勇的氣概沿途摧毀敵人的重重障礙,沖破層層封鎖,迅速通過桂東、郴州、桂陽。8月21日攻克新田,準備從零陵渡湘江,向紅二軍團活動的地方前進。  

國民黨得到紅軍突圍西征的消息,害怕二、六軍團匯合,急令湘、桂兩省派重兵到湘江沿岸設防扼守。并令沿途各縣保安團、義勇隊攔關設卡,協同圍剿。湘敵劉建緒部十五、十六兩師,加緊尾追,妄圖在湘南圍殲紅軍。  

紅六軍團進至零陵蔡家鋪一帶時,湘江沿岸的有利地形均被敵軍占領,防守嚴密。紅軍已知無法渡江,遂決定翻越陽明山,迅速擺脫敵人,折轉新田,取道藍山、寧遠,經道縣從全州、興安間渡湘江。  

紅軍逼近道縣,縣政府官員們無不驚恐萬狀。唐季侯的保安團(湖南保安二十團)倉皇從桂陽撤回縣城。縣政府下令鄉、保長,趕緊抽丁派款,組織“鏟共義勇隊”。在各關隘要道建碉堡、設路障,并把沿河渡口的船只沉掉,把橋梁毀壞,甚至把舂米的工具都藏起來。同時,還在各鄉、保清查戶口,張貼布告,威脅群眾,實行“堅壁清野”,防止群眾“私通”紅軍。  

紅六軍團行動迅速,似神兵天降。8月31日,部隊從寧遠洪洞鋪兵分兩路向道縣挺進,主力6000余人為左路,在周塘營摧毀了敵人還未來得及建好的碉堡,擊斃了在這里打探消息的團丁,順利地進占了周塘營、四馬橋一帶。右路1000多人進入馬壘、西園一帶。9月1日,兩路紅軍分別從四馬橋、西園兩地出發,擬經茶園、洲背兩個渡口橫渡瀟水。左路紅軍剛至后江橋,遭到南四區“鏟共義勇隊”100多人的攔擊。南四區區長劉華鹿,在紅軍將入縣境時,被委任為“鏟共義勇隊”的分隊長。紅軍進入周塘營,他匆匆忙忙帶領幾名鄉、保長,沿路鳴鑼抽丁,好半天才湊足100多人。在紅軍一陣猛烈攻擊下,有幾名義勇隊員應聲倒下,不堪一擊的“鏟產義勇隊”疲于奔命,狼狽而逃。下午,紅軍經黃家、七十弓到達茶園渡口。  

茶園渡口位于瀟水中段,離縣城約50里,時為沿岸東西幾鄉的交通要道,西岸是茂密的山林,東岸是一片開闊的稻田。河面雖然不寬,只有60多米,但水深流急,無法涉渡。在這里防守的“鏟共義勇隊”,早就把渡船趕走了,沿河兩岸的民船也在保長的命令下沉入河中,敵人憑借這有利地形,阻止紅軍西進。  

在紅軍先頭部隊凌厲攻勢下,“鏟共義勇隊”被打得落花流水。敵人看見威武雄壯的紅軍大隊伍到來,只有各自逃命。紅軍在群眾的幫助下,從河中打撈起船只,找來門板和木料,架起了一座簡易浮橋,順利渡過瀟水。右路紅軍經劉家神、松柏塘、下柳,從洲背渡過了瀟水。當晚,兩路紅軍匯合于楊柳塘。  

午夜過后,雷電交加,大雨滂沱。紅六軍團為更遠地甩掉湘敵的尾追,軍團部斷然決定:冒雨夜行軍90里。命令下達后,全軍上下火把齊燃,迷蒙的煙雨中,一條長長的火龍,在蜿蜒崎嶇的山道上飛騰,直向蔣家嶺挺進。  

距蔣家嶺三里處的永安關,位于都龐嶺北麓,地勢十分險要,是湘、桂兩省交通必經之要塞。早在紅軍到來之前月余,桂敵已派兵到這里駐守,以險要的地勢,阻止紅軍進入廣西。  

為了摸清蔣家嶺一帶的敵情,紅軍便衣偵察員早已潛伏到蔣家嶺。  

9月2日中午,紅六軍團主力進入蔣家嶺附近,偵察員報告:蔣家嶺的守敵是廣西軍閥白崇禧的第七軍第十九師和全州、興安、灌陽等縣的保安團。蔣家嶺分主峰、左峰和右峰。主峰螺殼界,離廣西最近,山高路險,易守難攻,敵人派保安團把守,兵力較弱。右峰金山獨嶺,左峰神仙頭,皆由號稱“鐵軍師”的桂敵十九師把守,山腰上挖了戰壕,筑了工事,每個山頭各有炮樓兩座,嚴密封鎖上山的道路,山腳至山腰埋了竹尖,并在通往永安關道路的兩邊筑起一道1000多米長的刺籬。山下各個村莊,也都有敵軍嚴守,村口至籬外設有三層崗哨。  

蕭克軍團長聽了匯報,仔細查看地圖,立即召開軍事會議,研究蔣家嶺戰斗的打法。  

當日下午四時,紅軍接近蔣家嶺村,戰斗打響。前鋒部隊首先擊斃了刺籬外的敵哨兵,主力部隊從正面發起進攻,不堪一擊的保安團紛紛向山頭上潰逃。攻山開始后,紅軍用兩個團的兵力,分三路猛攻螺殼界;用兩個團的兵力,分別攻擊左右兩峰,切斷敵人之間的互相聯系,待搶占主峰后,再居高臨下,掃蕩兩翼。  

紅軍強大火力攻勢,使螺殼界的守敵漸漸向山頂退縮。但敵軍占據著有利地勢憑借著優勢的裝備,又進行了新的反撲。激戰中紅軍有幾名戰士中彈犧牲。  

蕭克軍團長見從正面硬攻,一時難以取勝,而且要付出高昂的代價。于是立即召集十八師師長龍云和幾個團長來商討,改為以一部分主力從正面牽住敵人火力,令四十九、五十一兩個團繞道沙田,從側翼搶占金山獨嶺,支援第一營占領左峰神仙頭,然后兩面夾攻螺殼界。  

紅五十團改正面進攻為佯攻,牽制敵人。紅四十九團第一營猛攻神仙頭,在機槍火力掩護下,第一連迅速占領了神仙頭。紅五十一、五十二團及四十九團一部迂回到沙田,由當地農民帶路,從陡峭的黑沖浸抄近道上山。接近敵陣地,一陣猛打猛沖,敵軍腹背受擊,掉頭應戰。頓時,山頭上槍聲、炮聲響成一片,敵人亂作一團,紛紛潰逃。紅軍戰士一鼓作氣,乘勝攻占了金山獨嶺。  

敵人失去了左、右峰陣地,銳氣耗盡。這時,紅軍嘹亮的沖鋒號劃破長空,漫山遍野的沖殺聲震撼著蔣家嶺。主峰螺殼界的守敵在紅軍的兩面夾擊下,丟盔棄甲,倉皇向灌陽方向逃命。戰斗僅用了近四個鐘頭,號稱“鐵軍師”的桂軍十九師被紅六軍團打垮。  

戰斗結束后,紅六軍團為了安全起見,派出小股部隊堅守金山獨嶺、螺殼界兩個制高點,掩護全軍經下石塘、下白、熊家至沙田上山,從永安關北側的清水關進入廣西灌陽縣境。  

緊緊尾追紅六軍團的王東原部匆匆趕到蔣家嶺下,連紅軍的影子也沒有看到,見到的只是橫七豎八的桂軍尸體。蔣家嶺戰斗之后,湖南軍閥何鍵聞報,無可奈何地向蔣介石哀嘆:紅軍“入湘以來,我十五、十六兩師始終跟追,時東時西時左時右追逼數千里”,紅軍“完全避實就虛,決不與接觸,如水之傾瀉,遇阻即又回流,故國軍迄今未能將其圍殲”。  

紅六軍團西征(節選)  

蕭克  

這時,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屢戰不利,被優勢之敵壓迫到閩贛邊境。打破第五次“圍剿”的希望斷絕了。在這嚴重情況下,黨中央、中革軍委開始作退出中央根據地的準備,同時于1934年7月23日,給湘贛省委來電指示:“中央書記處及軍委決定六軍團離開現在的湘贛蘇區,轉移到湖南中部去發展廣大游擊戰爭及創立新的蘇區。”電報還明確地講了撤出湘贛的理由:在粉碎敵人五次“圍剿”中,敵人正在加緊對湘贛蘇區封鎖與包圍,特別是加強其西邊的封鎖,企圖阻止我們的力量向西發展。“在這種情況下,六軍團繼續留在現地區,將有被敵人層層封鎖與緊縮包圍之危險,而且糧食及物資的供給將成為尖銳的困難,紅軍及蘇區之擴大受到很大的限制,這就使保全紅軍有生力量及捍衛蘇區的基本任務都發生困難。”來電還闡述了軍委這一決定的目的,指出:紅六軍團在湘中的積極行動,將迫使湘敵不得不進行戰場上和戰略上的重新部署,破壞其逐漸緊縮中央蘇區的計劃,以輔助中央蘇區之作戰;這一行動,還能最大限度地保存紅六軍團的有生力量,并在創建新的蘇區的斗爭中,“確立與二軍團(作者注:1931年3月,原紅二軍團已改為紅三軍。電報中的二軍團是習慣稱法)的可靠性聯系,以造成江西、四川兩蘇區連接的前提。”電報并對紅六軍團向湖南發展的路線、地域和行動作了具體規定:“六軍團由黃坳、上下七地域的敵人工事守備的薄弱處或其以南,轉移到現獨立四團行動的桂東地域。轉移中要迅速脫離敵人,以便到桂東的游擊地域,高度地迅速地發展游擊戰爭和推廣游擊區域,”“六軍團在桂東不應久住。第二步應轉移到新田、祁陽、零陵地域去發展游擊戰爭和創立蘇區的根據地”,“以后則向新化、溆浦兩縣間的山地發展,并由該地域向北與紅二軍團取聯絡。”電報還就這次行動的組織領導作了安排:“弼時同志及部分的黨政干部應準備隨軍行動,弼時為中央代表,并與蕭克、王震三人組織成六軍團的軍政委員會,弼時為主席。”在這個電報中,中革軍委對中央紅軍的意圖沒有說明,后來我們從行動中體會到,中央紅軍也要向西撤,中央電令我們轉移,是要我們起先鋒隊的作用。  

接到中革軍委電報以后,我們積極進行了轉移的準備工作。在任弼時同志親自主持下,召開了全體政工會議。他親自作了“爭取新的決戰勝利,消滅湖南敵人,創造新的根據地”的重要報告,分析了目前形勢,傳達了任務,指出了有利條件和困難條件。軍政委員會對這次轉移部署作了縝密的研究,決定了突圍的方向和鉗制方向,對留下的地方武裝作了堅守根據地的妥善安排,西征部隊積極打草鞋、做干糧,并實施了行軍、偵察、警戒的教育。地方行政機關也進行精兵簡政,充實部隊。  

經過充分的準備,我軍于8月7日下午3時,全軍9000多人,在獨立四團的引導下,由遂川的橫石出發,踏上了西進的征途。經日夜兼程行軍,通藻林、左安、高坪等地,連續突破敵人四道封鎖線,于11日中午到達了湖南桂東縣的寨前圩。12日,在寨前圩召開了連以上干部的誓師大會,慶祝突圍勝利。根據中革軍委指示,由任弼時正式宣布成立紅六軍團領導機關,蕭克為軍團長兼十七師師長,王震為軍團政委兼十七師政委,李達為軍團參謀長,張子意為軍團政治部主任,龍云為十八師師長,甘泗淇為十八師政委,譚家述為十八師參謀長,方禮明為政治部主任。  

這次向西行動,中革軍委指示我們一切都要帶走。由于我們主要領導人不大了解西征意圖,也沒有接受紅十七師北上的經驗,結果,把保衛局的犯人、醫院、兵工廠、石印機,甚至連個老虎鉗子都帶了。有個電臺發動機很重,也帶上走,你走十里路,它就掉隊一二里。后續部隊也跟著掉隊。這種搬家式的行動,使部隊的機動能力被這些家當纏住了,行動不靈便,打仗顧慮多,客觀上降低了領導者尋找機會打仗的雄心。特別是到了貴州,山高路窄,崎嶇曲折,很難走。我們從湘桂黔邊境進入貴州,帶的東西就扔得差不多了。就把情況報告了中央,可是中央不吸取經驗教訓。不久,中央紅軍從中央蘇區向西轉移,他們搬的比我們還厲害,打仗是打被動的掩護戰,因而吃虧也就更大。這種搬家式的轉移,是第五次反“圍剿”后期軍事保守主義的繼續,完全違反了大踏步前進,大踏步后退運動戰原則的。歷史是一面鏡子,回顧這段往事更加發人深思。當中央紅軍沿著我六軍團的行進路線前進時,國民黨報紙說我們是:“前頭烏龜扒開路,后頭烏龜跟著來。”此語雖近乎笑話,但對我們自己來說,如果前頭的“烏龜”走錯了路,后頭的“烏龜”就應警惕了,即所謂“前車之覆,后車之鑒”。如果后頭來的不知所“鑒”,就必然造成更大的損失。中央紅軍搬家搬到貴州吃盡苦頭,使我軍遭致后車重覆之禍。在嚴峻事實檢驗下,“左傾”軍事路線即宣告了破產。軍事上如此,政治上也如此。一個革命者如果不接受前人的教訓,不接受自己的教訓,只能沿著前車之覆而再覆。我黨近六十年的歷史中,無數類似事件是大可汲取的。  

紅六軍團勝利突圍的消息震撼了湘、桂兩省軍閥。湖南軍閥何鍵一面急調劉建緒派兩個師兵力追擊我們,一面令一個旅四個保安團防堵攔擊我們。廣西軍閥也令第七軍兩個師向北部邊境調動。由于敵情發生了變化,我們改變了在湘南地區停留的計劃。8月12日晚,從寨前圩出發,越過了郴宜公路,繞桂陽,于20日占領了新田縣城。休息了一天,23日,到達了湘江右岸的蔡家埠一帶,準備搶渡湘江,向新化、溆浦地區前進。敵軍劉建緒發現我軍搶渡湘江的意圖后,急忙調重兵堵防湘江,督令敵軍尾擊我軍。與此同時,桂敵第七軍廖磊部分兩路向道縣、零陵運動,堵我西進。這時,湘江兩岸的有利地形已被敵人占領,布防嚴密,渡江已不可能。在這種嚴重情況下,我們決定放棄由零陵地帶強渡湘江的計劃,東行到陽明山地區,打算暫時立足,酌情建立根據地。但到達陽明山方知那里的地形、民情等,不利于建立和發展根據地。我們放棄這個計劃,進入白果市,從四倍于我的敵軍包圍中擺脫了出來。繞過敵十五師的側翼部隊,立即急轉南下,日夜兼程,到達了嘉禾縣城附近。敵軍繼續追來,我軍當即折而向西,迅速進至江華、道縣之間,渡過了湘江上游支流的瀟水,順利地進行到湘、桂交界永安關的戰斗,破壞了尾追我軍之湘、桂軍三個師的截堵計劃,進入了廣西的全縣、灌陽東北地區的文市。敵人集結兵力妄圖阻我軍在此西渡湘江。我軍一舉擊潰了八個多團,于9月4日上午在全縣以南的界首,順利地渡過了湘江,進占了西延縣城。  

注:該文原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撰,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中共黨史革命史論集》。  

蕭克,湖南嘉禾縣人,紅軍長征時任紅六軍團軍團長,1955年授上將軍銜。  

高山殲敵  

林文興  

我軍甩掉尾追的湘敵十五師之后,取道寧遠,擬過永安關直插廣西全州。但行至中途,得悉敵十五師已追上來,故立即改變方向,第二次攻占新田,旋即進入嘉禾。  

嘉禾是蕭克同志的家鄉。這里的地理民情,他頗為熟悉。他率領部隊繞道而行,避開敵人,順利而又神速地經藍山,過寧遠,進駐道縣。  

8月31日凌晨,我軍到達茶園渡口。駐守渡口的一支“鏟共義勇軍”,被我先頭部隊的凌厲攻勢,打得落花流水,作鳥獸散。  

茶園渡口是湘江上游支流沱江中段的交通要道。這里河面雖只有三十來米寬,但河床頗深,水流甚急,無法涉渡。擺渡的兩只船,早被敵人趕走了。湘敵王東原部又死死地咬住我軍不放,形勢十分緊急。軍團首長為找不到船只和向導而焦急。偵察員們好不容易找來一個老頭。但他不明白我們是什么隊伍,心里十分害怕,不回答我們的問話。后來,首長再三說明我們是紅軍,是為窮人打天下的,他才打消顧慮。對我們說:“有船!有船!”并帶著我們將沉入河中的船打撈起來,又幫助我們從別處找到了幾只船和木板。大家迅速搭起一座浮橋,順利地渡過了沱水。  

9月1日,部隊宿營楊柳塘。午夜過后,雷電交加,大雨滂沱。軍團首長斷然決定:我軍趁黑冒雨前進,把章亮基、王東原的追兵甩得遠遠的。料想他們是不肯吃苦拼命來追擊我軍的。命令一下,全軍上下,毅然燃起火把,進行遠距離夜行軍。在迷蒙的煙雨中,在蜿蜒的山道上,一條長長的火龍在飛騰著,前不見頭,后不見尾,氣勢頗為壯觀。  

我們夜行軍的目的地是蔣家嶺。蔣家嶺位于都龐嶺的北端,湘桂兩省的交界處,離永安關僅三華里,地勢十分險要。軍團首長為了摸清蔣家嶺一帶的敵情,早就派出便衣偵察員,潛到了蔣家嶺。但我軍越過陽明山之后,卻未見偵察員返回。首長命令我趕到前面探聽。  

我到了前衛團,剛好五十一團政委蘇杰同志在那里。我便問他蔣家嶺的情況。他說:“情況不明,我們派出一個偵察班,也未回來。”  

不久,蕭克同志來了,他很焦慮,擔心出現意外。忽然,前面的隊伍活躍起來,我跑步向前一問,原來是軍團部和十七師的偵察員一道回來了。我說:“首長一直在等你們,快去報告吧!”  

蕭克同志帶著笑容,邁著大步,迎接偵察員們,認真地聽取了匯報。蔣家嶺的守敵是廣西軍閥白崇禧的第七軍第十九師五十五團,還有興安等縣的保安團。蔣家嶺分主峰、左峰和右峰。主峰叫螺殼界,去廣西最近,由于山高路險,易守難攻,敵人派保安團把守,兵力配置較弱。右峰叫金山獨嶺,左峰叫神仙頭,皆由號稱“鐵軍師”的桂敵十九師五十團把守。山腰挖了戰壕,筑了工事,山頭各有炮樓兩座,嚴密地封鎖著山口通道;山下的村莊,也都有敵軍嚴守。近日敵人風聞我軍要來攻打蔣家嶺,立即加強警戒,并對過往行人進行嚴格盤查。  

偵察員匯報完畢,從口袋里掏出一張敵人兵力配置草圖來,交給軍團長。  

蕭克同志對著地圖看了又看,并提出好些個疑點,讓偵察員們一一回答。然后,他深思片刻,對我命令道:“你跑步向前,請龍師長立即來這里!”  

是日下午四點,我軍接近嶺下的村莊,戰斗打響了。保安團不堪一擊,紛紛向嶺上潰逃,我軍立即開始攻山。用三個團的兵力,分三路猛攻螺殼界;用兩個團的兵力,分別攻擊左右峰,使敵人不能互援;待占領主峰之后,居高臨下,掃蕩兩翼;又命令四十九團第一營派出一個連,向神仙頭迂回運動,以為突擊之用。  

開始,戰斗形勢于我有利,螺殼界的守敵漸漸敗退。但敵軍頭目強令兩翼守敵馳援,且憑借有利地勢和優勢裝備,進行反撲。并在山頭上狂妄叫囂:“你們有膽量就沖上來!”我軍正面攻勢雖然受挫,卻掩護了一連戰士向神仙頭的運動,使他們迅速地接近了敵人的陣地。  

軍團首長分析敵我態勢后,已胸有成竹。同時,請來了十八師龍云師長和十七師四十九團、五十團團長、政委共同商討決策。蕭克同志分析說:敵人敢于頑抗,是因為他們占據了有利地形;我們要戰而勝之,繼續從正面硬攻,不但很難得手,而且要付出高昂代價。因此,我想改強攻為佯攻,掩護四十九團、五十一團從沙田迂回過山,猛攻敵人右翼,支援第一連突擊拿下神仙頭,然后合圍螺殼界。首長們一致同意蕭克同志提出的作戰方案,并立即分頭指揮部隊付諸實施。  

果如軍團首長所料,當我四十九團、五十一團向沙田方向迂回,猛攻右翼敵人的時候,敵人倉皇應戰。這時,早已接近敵人陣地的第一連戰士,一躍而起,從背后猛攻敵人。霎時,槍聲、炮聲、手榴彈聲和喊聲響成一片。敵人腹背受擊,死傷甚多,紛紛潰逃。我軍一鼓作氣,乘勝沖上了神仙頭。  

敵之右翼被我軍擊潰后,囂張的氣焰銳減。軍團首長及時抓住戰機,命令全線出擊。嘹亮的沖鋒號聲劃破長空,漫山遍野的喊殺聲震撼蔣家嶺。螺殼界的守敵見大勢不好,丟盔棄甲,倉皇逃命;金山獨嶺的守敵,也無心戀戰,棄戰而逃。我軍只用了三個鐘頭的時間,號稱“鐵軍師”的敵人,便被我打垮了。戰斗結束后,我軍露宿在沙田的田野上。第二天清晨,全軍勝利地過了清水關,順利地進入了廣西。王東原匆匆趕到蔣家嶺下,除了幫助桂軍掩埋死尸外,連紅軍的影子也沒有見著。對此,反動軍閥何鍵又哀嘆起來:紅軍“入湘以來,我十五、十六師始終跟追,時東時西時左時右地追逼數千里”,但紅軍“完全避實就虛,決不與我接觸,如水之傾瀉,遇阻即又回流,故國軍迄今未能將其圍殲”。他在破口大罵部下無能之后,還向蔣介石大發牢騷:“本人曾呈由委員長批準發給子彈三百萬發,結果未能領得,又歷次請求中央補助湘省軍費,結果亦多難如愿。”“縱屬鋼筋鐵骨,亦將疲于奔命。”此時的何鍵恰像一只泄氣的皮球。  

注:此文原名《高山殲敵威震湘桂》,載《湖南黨史通訊》1984年增刊。  

林文興,江西省興國縣杰村鄉含田村人,1930年參加紅軍。1934年紅六軍團西征時,在湖南永順戰斗中左手負傷致殘,后被評為二等甲級殘廢軍人。他拖著傷殘之軀走完了二萬五千里長征,參加過抗日戰爭,參加過南泥灣大生產運動。解放戰爭時期,參加過遼沈、平津戰役,南下時參加了解放重慶、湘西剿匪等。曾任湖南省商業廳副廳長,湖南省政府視察室視察員。  

紅一方面軍長征過道縣  

蔣元神  

1934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一、三、五、八、九軍團及中革軍委縱隊,中央機關86000余人,離開中央革命根據地,開始了震驚中外的二萬五千里長征。  

紅軍在贛、粵、湘邊境接連突破了敵人的三道封鎖線,于11月初挺進湘南。  

蔣介石得到紅軍入湘的消息,極為恐慌,立即調集國民黨中央軍和湘、粵、桂數省國軍精銳部隊,以四十萬大軍分三路沿湘江和湘、桂公路對紅軍實行堵截。并委任何鍵為追剿軍總司令,在衡陽設立總指揮部,把中央軍薛岳部劃歸何鍵指揮,沿湘江布防;同時,撥出一大筆款子,收買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部,沿興安、灌陽一線布防,共同圍剿紅軍;另從廣東調來陳濟棠部參戰。  

11月13日,追剿軍總司令何鍵頒發了第一個追剿計劃及命令,對第四道封鎖線作了具體部署:第一路劉建緒率四個師及四個補充團,三個保安團集結主力于黃沙河附近,與桂軍配合,沿湘江碉堡線下至衡州之東陽渡止,嚴密布防。第二路薛岳率四個師及惠濟支隊(相當于加強師)在零陵附近集結,防止紅軍北上。第三路周渾元率四個師,限令于11月21日前到達道縣,沿瀟水布防。第四路李云杰率兩個師向寧遠以南地區尾追。第五路李抱冰率十六軍(實僅有五十三師)空軍第二隊并戰斗機五架,由臨武、藍山、江華、永明尾追,并與粵軍聯絡。  

廣西軍閥害怕紅軍入桂,早已擺出拱衛桂北,防守湘江的態勢。第七軍廖磊部兩個師在興安至全州的湘江沿岸布防,主力集結于湘江以東的咽喉要地石塘圩附近,嚴密封鎖住湘、桂交界的永安、雷口、高木、清水等關口。第十五軍三個師及15個民團集結于富川、恭城、龍虎關、灌陽一帶。  

粵軍陳濟棠部三個師及獨立第二旅同時布防于坪石、九峰間。  

這時敵人已有近26個師,約40萬人的兵力,在道州盆地的周圍布下了一個袋形陣地,妄圖實現蔣介石在湘江、瀟水以東殲滅紅軍的計劃。  

形勢十分危急。為打破敵人的部署,占領有利地域,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紅軍進入臨武后,一軍團由左前鋒改為右前鋒,三軍團由右前峰改為左前鋒,八、九軍團仍為中革軍委縱隊、中央機關左右兩翼,五軍團繼續殿后的行軍路線,沿著紅六軍團西征的道路前進,準備到湘西與紅二、六軍團匯合。紅軍進入藍山后,兵分兩路:一路出兵江華、永明,佯攻龍虎關,調動桂敵南移;一路出兵道縣,占領機動地域。湘江戰役拉開序幕。  

11月17日,一軍團第二師前鋒的四團在祠堂圩接到師部命令:“薛敵率五師之眾在我野戰軍后尾追。湘、桂兩敵向道縣蔣家嶺前進,企圖配合薛敵截我于天堂圩、道縣間。道縣無大敵,我野戰軍為迅速先敵占領道縣,渡過瀟水,轉入機動地域,打擊敵人的目的,著該部立即由此地(藍山祠堂圩)出發,經天堂圩,限明日(18日)拂曉前相機占領道縣城,并拒止由零陵向道縣前進之湘敵。”  

紅四團團長耿飚接到師部命令,立即向全團傳達,并作了急行軍200里,奔襲道州的戰斗動員。  

行至白芒鋪,尖兵連抓獲一名國民黨道縣保安團的探子,從他口里得知,道縣城里守城的部隊是用一萬元大洋從廣西請來的一個連,縣保安團有40名團丁駐在城里,其余的都護著縣長和政府官員們的家眷逃到上梧江一帶。縣長見由零陵奔道縣的何鍵部隊未到,特派他送信到寧遠,請求中央軍援助。  

紅四團得到這個情報,立刻跑步前進。傍晚,占領了城南瀟水東岸的水南街。  

團長耿飚和政委楊成武來到瀟水河邊,100多米寬的河面,空空如也。平時橫臥河中的浮橋,已被敵人拆散成零星的船只,搬到河對岸。城墻上,國民黨兵在來回走動,幾挺機槍嚴密地封鎖著渡口。午夜,紅二師師長陳光從龍江橋打來電話:“道州城內敵人只有一個連和幾十個民團,同時他們是無任何守備的準備。在我來估計,敵人拂曉必然向蔣家嶺逃竄。已令第五團在河上游三里處立即架橋北渡,在拂曉前攻襲道州城西北門。你團(四團)立即開始行動,先以水手浮水過去,架起浮橋,或是先放幾只船過來,在五團開始攻擊以前,積極行動,一面偷渡河道,在不奏效時則強渡攻城;另一方面佯攻,意在協助五團成功……”  

接到師部的電話,紅四團立即布置火力,準備攻城。耿飚首先命令第一營進入戰斗位置,接著派工兵排長、一名副班長和兩名戰士,由水南泅水渡河。剛到河心,其中一名戰士在急流中中彈犧牲。紅軍加強了火力,另三名迅速占領了河西的渡口。這時,一營在對岸開展了政治攻勢,向城內敵人喊話,叫他們放下武器。敵人懾于紅軍的威勢,虛放幾槍,從小西門逃出城外,向蔣家嶺方向潰逃。紅軍在群眾的幫助下,迅速架好了浮橋。擔任突擊的一營首先過橋,打開南城門,中國工農紅軍的旗幟,在南門城樓上獵獵飄舞。占領縣城后,四團向零陵方向安排一日行程偵察警戒。  

紅二師長途奔襲占領道縣城,為整個紅一方面軍順利西進開辟了道路,為突破敵人的第四道封鎖線搶占了機動地域。  

敵追剿軍總司令何鍵為搶占道縣這一戰略要地,接二連三發出電令,敦促部下周渾元部務必迅速占領道縣。一限令皓日(19日)前到達,又限令馬日(21日)前到達,三限令養日(22日)前全部到達。命令仍歸命令,周渾元部一路被紅軍阻滯,行動遲緩,直到24日才到達瀟水以東的白馬渡一帶。  

11月19日,左路的八、九軍團前鋒從寧遠天鵝抱蛋相繼進入道縣四馬橋、后江橋、謝家廠一帶,然后分為兩路。21日,八軍團經桃花井、井塘沿瀟水東岸溯河而上,向江華前進,佯攻龍虎關。右路一軍團一師也于21日從寧遠嶺腳進入道縣,扼守寧遠與道縣交界的咽喉要地——屋脊崗,執行軍委關于在寧遠、道縣間堅決突擊和消滅周渾元縱隊的任務。一師一個團經大壩頭、石馬神、夏柳迅速趕至瀟水河岸的九井、糖榨屋、洲背幾個渡口,架設浮橋,迎接中央機關和中革軍委縱隊渡河。并在瀟水西岸修筑工事,擺設戰場,阻擊敵人搶渡瀟水。  

11月22日,中央機關、中革軍委縱隊沿八、九軍團路線進入周塘營、巖口、洛家山一帶。  

11月23日,一軍團軍團部及直屬部隊從寧遠白水塘過屋脊崗經柑子園、白芒鋪,從白馬渡、水南渡瀟水到達下追塘、楊柳塘一帶。五軍團緊隨中央機關、中革軍委縱隊前進。三軍團從寧遠嶺腳進入道縣西園,24日經小甲、劉家神、興橋,從洲背、九井渡瀟水到達午田。中央機關和中革軍委縱隊也進入午田。  

正當整個紅一方面軍大部臨近瀟水東岸時,敵追剿軍司令何鍵得到情報,大為惱火,大罵部下無能,同時緊催劉建緒、薛岳部在湘江防線加緊布防。命令周渾元、李云杰部急抵瀟水,并調動8架飛機,在瀟水沿岸的白馬渡、水南、洲背、九井、葫蘆巖、茶園等渡口猖狂轟炸掃射。一架編號為“709”的戰斗機在水南渡口俯沖掃射時,被一名紅軍戰士用步槍擊中油倉,墜落在黃泥石村頭。剛從這里路過的三軍團五師十三團戰士,活捉了機上的兩名飛行員,燒毀了敵機,打擊了敵人的囂張氣焰。  

紅一軍團主力全部越過屋脊崗進入道縣后,國民黨周渾元部接踵而至,向紅軍后衛部隊猛撲。留守在屋脊崗的紅一師戰士早有準備,占領著虎形嶺的有利地形,居高臨下,用機槍猛烈地掃射進攻的敵人,斃敵無數,把敵人壓在屋脊崗的寧遠一側。天黑之前,部隊迅速撤出戰斗,向道縣城開進,只留下后衛部隊在柑子園一帶繼續阻敵。  

紅軍主力渡過瀟水后,為阻滯尾追之敵搶渡瀟水,掩護整個紅一方面軍安全西進,搶渡湘江,一軍團第一師布防于城北下關、斜皮渡一帶;五軍團布防于城南五洲、岑江渡、洲背、茶園一帶;三軍團第四師布防于九井渡口西岸。24日,中革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到城北一帶視察,鼓勵正在下關一帶山頭上挖戰壕的一軍團第一師指戰員“要拿出勇氣來和各種艱難困苦作斗爭”,“為蘇維埃英勇戰斗,不論到哪個地方,不管碰到什么強敵,都要勇氣百倍有條件就殲滅之。”  

25日,周渾元縱隊的萬耀煌師從白馬渡偷渡瀟水,遭到紅一師的伏擊。敵人受阻后,又企圖從北面之斜皮渡偷渡宜水,又被紅軍打退。直到26日,紅軍才主動撤出陣地,退守陽樂田一帶。李云杰、王東原部從葫蘆巖、茶園搶渡瀟水,與紅五軍團激戰,未能通過。  

紅軍渡過瀟水,占領道縣城,為搶渡湘江創造了良機。紅八、九軍團進入道縣挺進江華、永明時,桂系軍閥害怕紅軍進占廣西腹地,李宗仁電告蔣介石:“匪主力由臨武分經嘉禾、藍山西竄,龍虎關、富川、賀縣同時吃緊。”請求將主力南移。蔣介石復電同意后,原駐在全州、灌陽一線的桂敵大部向恭城、富川調動,而湘敵劉建緒部又沒有及時趕到全州接防。從全州至興安長達60華里的湘江,處于無兵防守的狀態,湘江防線完全向紅軍敞開。如果這時紅軍能輕裝前進,完全可以平安渡過湘江。然而,紅軍對這一重大變化未能及時了解,坐失良機。原因在于中央主要領導一路采取逃跑主義的戰略戰術,引起紅軍指揮員的極大不滿,領導機構內部爭論不休。這就是紅軍長征史上的“湘南爭論”,這種爭論早在突破第三道封鎖線時就開始了。當時彭德懷同志提出:三軍團應經湘潭,威脅長沙,向溆浦地區前進,機動地擺脫敵人。對這個很好的建議,“左”傾錯誤的領導者卻不予理睬,在過湘江的問題上,猶豫不決,湘南爭論達到高峰。  

11月25日,紅一軍團前鋒部隊到達蔣家嶺以西廣西地域之后,紅軍才掌握到湘江防線的情況,知道全州至興安,敵人防御空虛,并發現湘軍劉建緒部正由黃沙河向全州及以南地區急進,填補桂軍南撤后湘江防線的空缺,封鎖渡口,阻我西進。  

11月25日傍晚,中央機關、中革軍委縱隊到達禾塘。在這里紅軍總司令朱德發布了從全州、興安渡湘江的命令。黨中央及總政治部發出了搶渡湘江,突破敵人第四道封鎖線的政治動員令。命令規定:“我進攻部隊(一軍團主力及三、八軍團)應迅速連續占領營山山脈之各關口隘路,迅速堅決消滅敵之第一、第二路及與我接觸之桂系部隊,于全州、興安間渡過湘江;掩護部隊(一軍團一個師及五、九軍團)應連續于瀟水及營山諸隘口阻止敵第三、第四、第五路軍前進。當其急進時,則應堅決消滅其先頭部隊。”命令還具體規定作戰的野戰部隊分四個縱隊前進:“一軍團主力為第一縱隊,沿道州、蔣家嶺、文市向全州前進;一軍團一個師、軍委第一縱隊及五軍團一個師為第二縱隊,經雷口關或永安關向文市以南前進;三軍團、軍委第二縱隊及五軍團一個師為第三縱隊,經小坪、鄧家源向灌陽山道前進,相機占領該城,然后向興安前進;八、九軍團為第四縱隊,經永明三峰山向灌陽、興安前進。”  

命令下達后,紅軍主力迅速抵達蔣家嶺一帶。奉命扼守瀟水陣地的一軍團第一師、五軍團,邊打邊撤,追趕主力。27日,一軍團第一師在陽樂田、潘家嶺一帶阻擊進入縣城的周渾元部,28日,紅一師奉命撤出陽樂田,趕赴全州作戰。敵周渾元及道縣保安團緊緊尾隨紅軍追擊。負責接替紅一師阻敵的五軍團十三師,在高明橋遭到敵軍猛撲。紅軍利用橋西的有利地形封鎖橋頭。經過一晚的激烈戰斗,把敵人困在橋東,掩護了因在三峰山受阻折回道縣的八、九軍團安全進入廣西。  

11月29日午后,紅八、九軍團的后續部隊及五軍團十三師最后離開道縣,過永安關進入廣西搶渡湘江。  

攻占道州(節選)  

耿飚  

二百里急行軍逼進道州城  

由雷家祠出發,約三十里,到祠堂圩待命。休息不到五個鐘頭,就接著了師部的命令。命令的內容如下:“薛敵率五師之眾在我野戰軍后尾追,湘、桂兩敵向道縣、蔣家嶺前進,企圖配合薛敵截我于天堂圩、道縣間。道縣無大敵,我野戰軍為迅速先敵占領道縣,渡過瀟水,轉入機動地域,打擊敵人的目的,該部立即由此地(祠堂圩)出發,經天堂圩,限明日(十八日)拂曉前相機占領道縣城,并阻止由零陵向道縣前進之湘敵……”閱畢,立即召集各級干部傳達,一方面集合部隊來說明任務的偉大和執行任務應注意的事項,及進行鼓動以提高戰士的戰斗情緒等;一方面要先頭部隊加強火力,加強行軍偵探警戒,干部位置要伸前一些,以備在遇敵時迅速了解敵情、地形,得以迅速下定決心。準備完畢后出發,在沿途進行道路及兩側路線和敵情的偵察。將近十五里,爬上了一個小山,山下來了一群人,內中有穿長衫的、有穿短衫的,有挑著擔、提著籃的,我們就休息下來,利用這時間來問一問消息。首先叫他們坐下,看他們的臉色,好像是有點害怕的樣子,于是以溫和的態度,并給以紙煙吸,問他們往道州去的路、地形及情況等。這些群眾在我們的宣傳中爭先恐后地一五一十地將所問的一切都詳詳細細地告訴我們。我們又拿了一些宣傳品之類給他們,并深深地致謝他們的指教。這些群眾連忙地答禮說:“不敢當……不敢當……”內中有兩個挑擔的群眾,走了幾步,又放下擔子走來說:“長官!我還告訴你一點,道州有座浮橋,這里去進城要走(橋)上過。這橋是船做成的,鏈子牽好的,你們要搶這橋,才能過去。他們(指守城敵人)知道你們去,會把橋拉過河去,你們就要夜晚扒水過去。把橋放過來,才能進城。”由此可見群眾了解紅軍是工農自己的武裝,對紅軍關心。我們拿出了幾個大洋,特別稱贊和獎勵他們,他們再三辭謝,后來終于接受去了。  

將剛才所得情況,如數告知尖兵連,并囑以迅速襲擊手段,取得浮橋和城門,為最要之一舉。一般戰士均是奮勇地又繼續前進。下了山就是一段平地,過了一道小街,買了些食品,成千的群眾擁擠在路的兩旁,附耳議論。他們的臉上都帶有歡迎稱贊紅軍的笑容。一盆盆一缸缸的開水,放上大把茶葉,放在路旁上,大家都一個個舀了一碗,一頭走一頭吃。又過了幾個小山頭,見到前面有一個高高的塔,塔下有一個村莊,近前一問:“同志們!這里到道州有多少路呀?”群眾回答:還有一百里呀!你們今天會走到呀!看了看表,正是十一點,回頭見隊伍是很整齊的,一個接著一個氣昂昂向前邁進。又走了約五十里,在一個路旁樹林中休息了,旁邊戰士說:“衛生員,請你拿點藥出來擦一下我的腳,我這腳都起了幾個泡,痛得很!”我近一看,果然在腳下起了五六個拇指大的血泡,他們的連政治指導員走來說:“同志,走苦你了,上藥后你跟在后面慢慢地來。”那邊又有幾個戰士說:“我的腳痛了,大約是起泡。”這時要藥的戰士對指導員說:“不,我的腳是起了泡,但還是能走,我們負擔偉大的光榮任務,要堅決地艱苦地執行,我不掉隊,也不走后面。我是共產主義青年團員,我要做模范,為戰勝困難而奮斗!”大家都稱贊他,欽佩他。忽然后面有一個青年同志,不過十五歲上下,高聲呼喊著:“學習團員同志的模范行動!”“我們要能吃苦耐勞呀!”“要堅決執行上面所給予的光榮任務!”“堅決奪取道州城!”大家又隨著喊。在這口號下,又繼續走。過了兩段樹林,經過一處大村莊。這村莊的房子真漂亮,白白粉墻,新色的瓦,門窗都緊閉著,莊外站著十多個扎袖露腳的人向我們望著。后面的通迅員,就在研究這村莊的主人是什么人?這十多個群眾是什么人?有的說:“這房子這樣漂亮,一定是一家土豪的。”有的說:“恐怕不一定是土豪,或者是商人的也說不定。”有的說:“這房子不是土豪的就是商人的,不是商人的就是做官的人家的。工人、農民總沒有這漂亮房子住,這外面的人,一定是這家里的長工。”大家都你說我笑的,又走了十多里,問了問群眾,說:還有三十里。又通過了一個大樹林,走上了一段約五里寬的平地,遠遠看見一個人向我們飛跑,用望遠鏡一看,卻是一個軍人,手中拿了一封信似的。又見前面尖兵在大路兩旁埋伏起來。將手向后面下落,好像是要后面的隊伍隱蔽的樣子……他還在逞強地說:“不要亂抓,縣長派我去有緊急的公事!”戰士說:“你說清楚,你是由什么地方來,到什么地方去,去做什么?我們就放你過去!”那團丁問:“你們是什么人的隊伍呀?”戰士答道:“我們是中央軍!”他又說:“是不是蔣總司令派來的?”戰士答道:“是呀!是派來追‘共匪’的呀!”團丁答:“我是道州來,送信天堂圩去,要天堂圩的國軍星夜到城內來守城!”拿他的信一看,知道縣城內只有四十名團丁,三十多支槍,前天花了一萬元請廣西派來一連兵守城,都沒帶行李。當是我就問他:“你知道我們究竟是什么軍隊?你知道紅軍要來嗎?”他就目瞪口呆地半天才說:“我……不知道……你……你們是什么軍隊?”這人臉上變了色(由紅的變成了青的),上下的牙齒在互相發拌,不由的身子也抖起來,看他這樣子又可憐,又可笑,只好把他送往司令部去,又繼續向前邁進。轉了幾個彎,過了幾段開闊地,約在十七點鐘的時候,到達道州城附近,見道縣城的墻上有幾個人在那里走動。為使敵人措手不及,而迅速取得道縣,就一個跑步,占領城南的街道。因守敵將浮橋先拉了過去,所以無法過河。尖兵即隔河向城射擊,前隊營就在河的上、下游布置警戒,進行渡河點和攻擊的偵察。一方面部隊進入村莊休息睡眠、造飯,另一方面前隊營布置火力,設置夜間射擊設備,選擇水手架橋,攻城的部隊找云梯,于是就結束了二百里的急行軍。  

占領道州的經過  

夕陽西下,時近黃昏,全部隊伍均進入了宿營地,有的吃飯,有的在睡眠。而道縣城內的敵人卻是恐慌萬狀,只見城墻上敵人隱隱像烏龜一樣,一伸一縮地露出頭額,不斷地向我們及城外窺探,并且向我們連續不斷地打槍,射來的子彈都在空中飛過。我們的戰士一個個拿著自己的武器,利用著天然的地形地物,將身體隱蔽得好好的,一槍也不放,只是隔著有四百米寬的河岸上的敵人進行革命宣傳工作(喊口號勸告白軍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城外的群眾一點也不恐慌,還是成群地站在河岸上,參觀他們自己的武裝——工農紅軍。  

天已黑暗,我們的戰士正在轟轟烈烈地擦槍擦刺刀,做云梯,找繩子,準備扒(爬)城和巷戰。  

我們的指揮員,每個人拿著一個望遠鏡進行偵察。  

一輪明月,照耀河水,白亮地放出光輝。城上的敵人一排排一隊隊站在城墻上,向我們這方眼睜睜地望著。忽然后面一聲報告:“政治委員請你!”回頭看時,原來是一個通訊員,便隨著轉到團部去,剛一進門,就聽見電話鈴響個不停,原來師部亦到了,距縣城十里地宿營。我坐著吃了一碗茶,將偵察情形與政治委員談一下,即在電話上報告請示動作。當在電話中得到陳師長的指示:“道州城內敵人僅一個連和幾十個民團,同時他是無任何守備的準備,在我們估計,這敵人今晚或拂曉前必須向蔣家嶺逃竄。已令第五團在河的上游三里處立即架橋北渡,在拂曉前攻襲道州城西北門。你團(第四團)立即開始動作,先以水手浮過去,架好浮橋,或是先放幾個船過來,在五團開始攻擊以前,積極行動,一方面偷渡過河,在不奏效時則強渡攻城。另一方面佯攻,意在協助五團成功……”我將這一指示轉告政治委員,立即計劃部署,二十四時開始動作。處理完畢后,吃了幾個橘子,稍微休息了一下,又跑到河岸。此時我們的工兵排,攻城突擊隊(第一營)都來到待機位置,火力配備好了,工兵開始浮水過河。首先由工兵排長率領工兵一班副班長及兩個戰士下水,經過幾分鐘的時間,連一點響聲也聽不見了,突然見城上火光一冒,敵人“啪啪”地一連數槍向我們射擊,后就由西門向蔣家嶺逃竄。再看我們浮水的四個英雄,已經到了河的中間,忽然沉下去一個,連續向上沖幾下后,就見不到浮出水面了。  

天將亮,浮水的已上了對岸的船,船夫忙手忙腳地拿了幾套衣服給他們穿上,當時城門旁邊的群眾很快地跑到河邊來幫助我們的工兵架橋和撐船,不上十分鐘,架設好了一座四米寬可以通過四路縱隊的大橋。  

突擊部隊(一個營)開始過橋,由南門的城墻上面向東西各分一個連,沿城前進,其余的一個連及營部直出北門,并占領東、北兩門外之堡壘,向通往零陵方向警戒。當時我五團亦由道縣城河的上游過來占領道縣城的西門及西門外一帶陣地,向蔣家嶺方向警戒著。本隊入城經過搜索后,即派出步兵二連,由李參謀長率領,向零陵方向利用一日行程偵察,向敵人行動,并利用沿途電話通迅,待命撤回。偵察部隊派出后,進入了北門城外村莊隱蔽休息。待將前面的地形及道路偵察完畢詳盡地配備了警戒,預定了緊急時的處置,向當地群眾進行了宿營的宣傳解釋后,各部隊開始進入宿營地。  

后面的部隊(師直屬隊及友軍)繼續不斷地開進道州城,忽隱隱地聽到“轟……轟……”的聲音,全軍的司號員到處發出對空警報號音。部隊的動作真快,不上十分鐘的工夫,都隱蔽到樹下、草里、屋中、水溝內,一點形跡都不見。敵人的飛機來了,飛到道縣城及其附近的天空,忽高忽低地偵察,經過半小時之久,才向東飛去。  

集合前進的號音一發,由各草堆、樹林里走出了紅色戰士,又整齊地按序前進。  

注:原文名《由臨武至道州》,載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  

耿飚,湖南醴陵人,著名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政治家、外交家。曾任國防部長、國務院副總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長征時任紅一方面軍一軍團二師第四團團長。  

周恩來督戰到下關  

1934年11月24日,紅一軍團第一師在道縣與寧遠交界的屋脊崗,打了一下午的阻擊戰,直到天黑才打退敵人。  

正在準備迎接敵人新的反撲時,接到了軍團部的急電,要他們火速撤出把截嶺的陣地,連夜趕往道州城北的瀟水西岸的下關布置戰場。師長李聚奎帶領全師指戰員一路跑步前進,摸黑跑了四十多里山路,午夜時分趕到縣城。在縣城里作了短暫休息,李師長聽完軍團長林彪的敵情分析,又摸黑趕到下關。  

東方露出了魚肚白,天色漸漸放亮。瀟水河上霧氣升騰,對岸隱在朦朧之中,分不清哪是村莊,哪是山嶺,哪是樹木,更看不清人。李師長拿著望遠鏡站在下關河邊的一座小石山上,眉頭皺起了疙瘩。  

參謀長聶鶴亭放下望遠鏡,來到李聚奎身邊,問他在看不清敵人陣地的情況下,是否等會再布置戰場。李聚奎板起了嚴肅的面孔:“兵貴神速,絕不能因為天氣貽誤戰機,先在沿河岸邊挖戰壕,修工事,主攻地點待會再定。”  

對岸的遠處傳來稀疏的槍聲,天漸漸地亮了。戰士們手揮鐵鏟忙得滿頭大汗,也顧不得擦一把。山腰上的戰壕,山腳下的掩體,在瀟水河西岸彎彎曲曲延伸開來,宛若一條長龍在飛舞。  

戰士們正挖得起勁,突然周副主席來到山頭上的戰士們身邊。長征中最高“三人團”之一的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委周恩來,得知敵軍周渾元五個師的兵力已逼進瀟水東岸,而紅軍只有一個師,又是臨時奉命連夜趕來。敵我懸殊,形勢嚴峻,他特地摸黑趕來督戰。  

聽說周副主席來了,李師長趕緊跑到山頭上,愧疚地說:“周副主席,您怎么不通知我們一聲,天不亮就摸黑趕來?您太辛苦,快坐下歇會吧。”  

周恩來望了望對岸,對戰士們說:同志們,我們不能歇呀!目前,國民黨第三路追剿軍周渾元部就在你們對岸,第四、第五路李云杰、李韞珩部也已到達道州以南縣城至茶園瀟水河東岸。他們千方百計要強渡瀟水,攻占道州,聯合湘軍和桂軍在瀟水至湘江間消滅紅軍。我們決不能讓敵人的陰謀得逞!同志們,要拿出勇氣來和各種艱難困苦作斗爭,為蘇維埃英勇戰斗,不論到哪個地方,不管碰到什么強敵,都要勇氣百倍,有條件就殲滅之!聽了周副主席的一番話,李師長和在場的戰士舉手表示決心:“請周副主席放心,紅一師堅決完成軍委交給的任務。在我們沒有主動撤出陣地之前,決不能讓敵人越雷池一步!”  

周副主席剛離開,密集的槍聲就在對岸響起。這時天已大亮,河面上的霧氣也漸漸散去。敵人開始駕舟渡河,河面上風帆片片。黑壓壓的敵人擠在帆船上,架起機槍,擂起戰鼓,搖旗吶喊。  

戰壕里的紅軍戰士見敵人已到河心,還沒有聽到李師長喊打的命令,個個都忍不住了。一團團長楊得志和戰士們一樣心急,便湊到李師長旁邊說:“師長,打吧!火候到了。”李聚奎不慌不忙地說:“再等等,再近一點。”七十米、六十米、五十米。敵人的船只駛到離紅軍陣地僅五十米時,李師長才下令開火。  

紅軍戰士們手中的機槍、步槍同時響起,子彈雨點般向河中射擊。河中的帆船一艘艘被打翻,敵人掉入河水中,在水面飄浮幾下,涌出一股淡紅后就被浪濤卷走。  

敵人的第一次沖鋒被打退,但他們憑著人多勢眾,裝備精良,很快又發起第二次沖鋒。這一次更為囂張,敵人在對岸架起火炮,一陣狂轟濫炸之后,渡船又急速向紅軍陣地前行。他們在船上增加了機槍,減少了人數,船只呈梯式推進。站在石山坡上的師政委賴傳珠見此陣勢,高聲喊著:“戰友們,大家要記住周副主席說的話,要拿出勇氣來和各種艱難困苦作斗爭,為蘇維埃英勇戰斗,不管碰到什么強敵,都要勇氣百倍,將其殲滅!”李師長立即命令用迫擊炮壓住對岸火力,組成火力網掃射遞進的船只,用手榴彈炸向船上的敵人。第二次沖鋒又被紅軍打退。  

敵人死傷慘重,他們又及時調整戰術,以拉長戰線來分散紅軍的兵力。同時,又派出一股兵力從下游的斜皮渡偷渡過河。形勢十分嚴峻,紅一師兵力顯得嚴重不足,只得派出楊得志的第一團趕往斜皮渡阻擊萬耀煌的第五師。正在這時,周恩來副主席接到李聚奎的電報,立即調派軍委縱隊的第一梯隊前來增援。紅一師在下關戰場堅守了一天多時間,11月26日清晨,前方傳來電報,中央機關和軍委縱隊已完全西進到壽佛圩至仙子腳一線。這時,紅一師才主動撤出瀟水西岸的下關陣地,退守陽樂田至十里橋一線,繼續阻敵。  

李聚奎在1985年撰寫的回憶錄《長征中的紅一師》(原載《中共黨史資料》第十四集)中提到:“11月25日,我師大部分(一、三團及師直屬部隊。編者注)部隊和三軍團的六師(紅六師在縣城至岑江渡一線。編者注)一起在瀟水西岸阻敵。敵人一次又一次向西岸沖來的渡船,被我們打沉了;一批又一批企圖泅渡過河的部隊,被我們消滅了。瀟水成了敵人不能逾越的障礙,敵人只能望河興嘆,不敢越雷池一步。我們在瀟水西岸阻滯敵人兩天以后,撤出戰斗,繼續向西前進。”  

彭德懷怒罵“洋顧問”  

彭德懷和毛澤東分別是平江起義、秋收起義之后上的井岡山。在紅軍中,彭德懷可算得上戰功卓著的老紅軍了。他出生貧苦,性格耿直,為人厚道,但也脾氣暴躁。他直言不諱,有一說一,有二說二,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他自己常說:我這人類似張飛,有其粗而無其細。這是他一種謙虛的美德。  

長征出發之前,彭德懷任紅一方面軍三軍團的軍團長。長征出發之后,他率領紅三軍團擔任長征的右前鋒,與林彪的紅一軍團并駕齊驅,在前面劈山開路。1934年11月,長征中的紅軍突破了敵人第三道封鎖線之后,敵情發生了一些變化。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得到情報,敵人已調集26個師近40萬兵力,在湘江兩岸部署第四道封鎖線。而全州以南的興安、灌陽、恭城是廣西軍閥李宗仁、白崇禧部防守。在此之前,紅軍還沒有與廣西軍隊打過仗,不知道底細。軍委考慮到彭德懷同志過去在國民黨軍隊中對李宗仁、白崇禧有所了解,所以就把三軍團這個右前鋒改為左前鋒,與林彪的紅一軍團換了一個位置。李宗仁、白崇禧的廣西軍這塊硬骨頭就交給他去啃了。  

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彭德懷對于這個左、右前鋒的位置交換,并沒有提出異議。只是過了第三道封鎖線之后,前面的第四道封鎖線敵人有重兵把守,大敵當前,前有阻敵,后有追兵。而紅軍仍然是一、三軍團在前面左右兩邊開路,中央機關和軍委縱隊帶著笨重的壇壇罐罐及老幼婦孺的非戰斗隊伍走在中間,八、九軍團跟在左右兩邊,五軍團負責殿后,就像抬轎送親一般慢慢行走,彭德懷十分惱火,萬分焦急。過了第三道封鎖線之后,他就在考慮這個問題。即將過瀟水之前,他鼓起勇氣,在行軍路上給中革軍委發了一份電報,提出了自己的主張:“紅軍在敵大軍密集布防阻擊下,簇擁龐大的中央機關和非戰斗人員隊伍作甬道式開進,要突破湘江,繼續執行向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已不可能。如果強渡湘江,必然付出相當的代價,后果不堪設想。建議三軍團應向湘潭、寧鄉、益陽挺進,威脅長沙,吸引牽制敵主力,迫使敵軍改變部署。中央應率一、五、八、九軍團進占溆浦,并以溆浦為中心,于沅陵、新化、武崗等一帶發動群眾,準備戰場,創建根據地,粉碎敵人的進攻。”  

電報發出之后,如石沉大海,杳無音信。既不回電答復,也無口頭通知,彭德懷火氣來了,他騎上快馬去找長征中最高指揮“三人團”中的李德。李德,德國人,又名華夫,是共產國際派來中國幫助中國共產黨指揮作戰的軍事顧問。由于當時任黨中央負責人的博古年輕不懂軍事,執行的又是王明的“左”傾軍事路線,所以李德就成了紅軍的最高指揮。找到李德,彭德懷既不報告,也不敬禮,當面就問:“我給軍委的電報收到沒有?”  

李德聽不懂中文,只見彭德懷怒氣沖沖,豎眉瞪眼,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事,他兩眼盯著彭德懷。  

在場的博古見彭德懷氣勢洶洶,他怕發生意外,急忙向彭德懷解釋說:“德懷同志,有話好說,不要發火,你給軍委的電報收到了,大家也都看過了。目前不能改變行軍路線,走這條路是黨中央早就作出的決定,你必須服從。”  

彭德懷聽了這句“必須服從”的話,更是火上澆油:“什么必須服從,你們這是條錯誤路線!再這樣走下去,紅軍的這點家底就敗在你們手里!”  

李德見彭德懷火氣不減,便用英語問張聞天:“他在說什么?”張聞天告訴他是說關于他的電報的事。李德聽見是來問電報的事,更是火冒三丈。他用德語嘰里呱啦地說了一通之后,張聞天翻譯告訴彭德懷:“他說你那個電報是個人英雄主義、自由主義,是分裂紅軍,消弱紅軍戰斗力的自我表現。”  

彭德懷聽到這里,喉嚨里像吞下一只蒼蠅,噎得說不出話來,頭頂直冒煙。他走到張聞天身邊,說:“你如實翻譯給他聽,他是獨裁者,是瞎指揮!”李德聽了,氣得直喘粗氣,還擊說:“農民意識,土匪習氣!”彭德懷向前一步,指著李德的鼻子罵道:“像這樣抬棺材式的行軍,總有一天會把你裝進棺材里!”李德把手一指:“我撤你的職!”  

“你沒這個權力!你只不過是個軍事顧問而已。我這個軍團長是黨中央和軍委任命的。”  

“我要到共產國際告你,共產國際有權撤你的職!”  

站在一旁的博古怕他倆再吵下去,就把彭德懷拉到一邊,勸道:“德懷同志,不要與華夫同志爭吵。這樣吵下去,一會影響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的關系,二會削弱紅軍的戰斗力。目前,很快就要過湘江了,還是考慮如何突破敵人的第四道封鎖線吧。”  

彭德懷火氣未消,說話的聲音仍然很粗:“博古同志,李德是外國人,他不懂得中國的國情,不懂得紅軍的軍情,瞎指揮,他是崽賣爺田不心痛。而你呢?你是黨的負責人,難道你也不懂,你也不心疼?”  

“德懷同志,關于紅軍不要從全州、興安過湘江,要改變行軍路線的意見,是你最先提出來的。最高‘三人團’研究過,只有一票贊成,二票反對,沒有通過。最近,澤東同志也提出過和你的建議類似的意見,‘三人團’就不準備討論研究了。”  

“博古啊,你們這樣做是錯誤的。幾萬紅軍的性命掌握在你們手里,你們不能拿幾萬紅軍的生命當兒戲!到時候后悔就來不及了。”  

“有什么后悔的?這個行軍方案是黨中央和軍委作出的決定,而且報請共產國際批準同意的。即使錯了,也要堅決執行!”  

“知道錯了,還不知悔改,還要堅持錯誤,這是什么邏輯?”  

“誰對誰錯,目前還不能下結論。”  

“那好吧,我保留意見,咱們騎驢看唱本——走著瞧。”彭德懷憤憤而去。  

長征中“湘南爭論”探討  

陳云同志在他的《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手稿中寫道:“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種爭論而由黎平政治局會議所決定召集的。”秦邦憲(博古)1943年11月13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中說道:“長征過程中毛主席起來反對錯誤領導,從湘南爭論到遵義會議。”  

在黨中央一些領導人心目中,遵義會議是由湘南爭論醞釀而成,認為沒有湘南爭論就沒有遵義會議。  

那么“湘南爭論”中的湘南,具體地點指哪里呢?參與爭論的人物有哪些?爭論的形式是什么?本文想就此作點初步的探討。  

關于爭論的具體地點,湘南爭論自然是指湘南。人們習慣所稱的湘南,是湖南南部的衡陽、郴州、永州三市的所轄區域,范圍似乎寬了點。而1934年冬紅一方面軍長征經過的湘南,就只有郴州市轄境的宜章、郴縣、汝城、臨武和永州市轄境的藍山、寧遠、道縣等縣,范圍就大大縮小了。  

縱觀紅軍長征的過程,紅軍從江西于都出發之后,接連突破了敵人在贛、粵、湘邊境設置的三道封鎖線,均未遭受重大損失,可以說還是一帆風順的。雖然黨中央內部在第五次反“圍剿”之后,有一些不同意見,但長征出發后節節勝利。進入郴州市轄境地域,也還在第三道封鎖線范圍。這時候沒有,也不可能發生激烈的矛盾沖突。  

只是進入到永州市轄境的藍山、寧遠,特別是進入道縣之后,紅軍指揮員們掌握的敵情已十分嚴峻。這時,蔣介石已完全判明,紅軍必沿紅六軍團西征的故道,從廣西的全州、興安間搶渡湘江。他匆忙任命湖南軍閥何鍵為“追剿軍”總司令,把中央軍薛岳、周渾元、李云杰、李韞珩這四路“追剿軍”劃歸何鍵指揮。同時,用重金收買廣西軍閥李宗仁、白崇禧,廣東軍閥陳濟棠派兵協同參戰。到11月中、下旬,敵軍共集結26個師,約40萬兵力在瀟水至湘江地域布下一個袋形陣地,等著紅軍往里鉆,企圖在湘江以東地區,也就是他們稱之為第四道封鎖線內,徹底消滅紅軍。  

何鍵對第四道封鎖線,作了周密的部署:著湘軍劉建緒部四個師及四個補充團,三個保安團為第一路,集結主力于黃沙河附近,與桂軍配合,沿湘江碉堡線下至衡州之東陽渡止,嚴密布防;中央軍薛岳部四個師及惠濟支隊(相當于加強師)為第二路,在零陵附近集結,防止紅軍北上;周渾元部四個師為第三路,限于11月21日前到達道縣,沿瀟水布防;李云杰部兩個師為第四路,向寧遠以南地區尾追;李韞珩部的第十六軍(實僅有五十三師一個師),空軍第二隊并戰斗機五架為第五路,由臨武、藍山、江華、永明尾追,并與粵軍聯絡。廣西軍閥李宗仁、白崇禧派出廖磊的第七軍兩個師在興安至全州湘江沿岸布防;夏威的第十五軍三個師及十五個民團,集結于富川、恭城、龍虎關、灌陽一帶。粵軍陳濟棠部三個師及獨立第二旅由坪石、九峰向西開進。  

面對前有阻敵,后有追兵如此嚴峻的形勢,這支紅軍隊伍何去何從?是進是退?這個關系到紅軍生死存亡,關系到共產黨生死存亡的嚴重問題,不得不引起中央領導和紅軍指揮員們的思考。  

彭德懷同志在過了第三道封鎖線之后就提出:紅軍在敵大軍密集布防阻擊下,簇擁龐大的中央機關和非戰斗人員隊伍作甬道式開進,要突破湘江,繼續執行向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已不可能。如果強渡湘江,必然要付出相當的代價,后果不堪設想。他向中央建議:三軍團應向湘潭、寧鄉、益陽挺進,威脅長沙,吸引牽制敵主力,迫使敵軍改變部署。中央應率一、五、八、九軍團進占溆浦,并以溆浦為中心,于沅陵、新化、武岡等一帶發動群眾,準備戰場,創建新的根據地,粉碎敵人的進攻。  

在當時的情況下,紅軍如果能采取靈活機動的戰術,甩掉笨重輜重,輕裝前進,避實就虛,在運動戰中調動敵人予以殲滅,是完全可以甩掉敵人,變被動為主動的。可是“左”傾錯誤的領導者,特別是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對彭德懷這一正確意見卻不予理睬,引起了紅軍高級軍事指揮員們的強烈不滿,要求改變軍事指揮的呼聲日益高漲。  

中央機關的隊伍從寧遠翻過屋脊崗進入道縣地域時,毛澤東得知湘江防線的敵情后提出:紅軍主力不要過瀟水,不要攻道(縣)江(華),應沿著瀟水東岸往雷家坪等地,攻占零陵的栗山鋪,再向東攻祁陽,過湘江,在兩市鎮或寶慶一帶與敵決戰。然后,再返回中央革命根據地。  

毛澤東這個具有戰略眼光的建議也被“左”傾領導者拒絕了。但毛澤東仍以共產黨人的革命胸懷,以革命利益為重,始終密切關注黨和軍隊的前途和命運。紅軍占領道縣城時,他再次提出了自己的主張:“紅軍應沿瀟水西岸北上,攻板橋鋪、鐮濤灣、華江鋪、雙牌、富家橋,再向西攻零陵,過湘江取冷水灘,越過湘桂鐵路,進軍寶慶,誘敵決戰,奪取反‘圍剿’的勝利。”  

可惜的是,毛澤東被排斥在黨中央領導之外,盡管他的主張正確,李德、博古就是聽不進。正如遵義會議的《總結決議》中所言:“××同志特別是華夫同志的領導方式是極端的惡劣,軍委的一切工作為華夫個人所包辦,把軍委的集體領導完全取消,對軍事上的一切不同意見不但完全忽視,而且采取各種壓制的方法,下層指揮員的果斷專行與創造是被抹煞了。在轉變戰術的名義之下,把過去革命戰爭中許多寶貴的經驗與教訓完全拋棄,并目之為‘游擊主義’,雖然軍委內部大多數同志曾經不止一次提出正確意見,而且曾經發生過許多劇烈的爭論……”  

紅軍進入道縣,敵人的第四道封鎖線近在咫尺,“左”傾軍事路線的領導者面對這種險惡的形勢,仍然不改初衷,大搖大擺地前進。11月22日,紅一方面軍主力大部進入道縣,作戰部隊利用瀟水組織戰場,阻滯了敵人的尾追,八、九軍團佯攻江華、永明、龍虎關,調動了桂軍南移,迫使敵湘江防線一段空虛,這時正是搶渡湘江的大好時機。然而,對于這一重大敵情變化不能了解,坐失良機,再次激起了紅軍指揮員的不滿情緒,爭論更加激烈。另一方面,中央機關和軍委縱隊22日就進入道縣,23日到達楊柳塘。由于軍委領導在如何搶渡湘江問題上猶豫不決,遲遲沒有下達渡江命令,直到25日傍晚,才在縣城以西50里的路上下達搶渡湘江的命令。  

從這些事實中,我們似乎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湘南爭論的地點是在永州市境內紅軍中央機關經過的南三縣,主要是在道縣。爭論的內容是反對“左”傾軍事路線的錯誤,要求改變中央軍事指揮的領導人。  

至于參加爭論的人物和爭論的形式,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關于選舉問題的兩次講話》中提到:“大家要知道,如果沒有洛甫、王稼祥兩個同志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1972年6月10日,周恩來在黨中央召集的一次會議上也談到:“在長征中,毛主席先取得了稼祥、洛甫的支持”,“在爭論過程中間,毛主席說服了中央許多同志,首先得到了王稼祥同志的支持,還有其他中央同志”,“經過不斷斗爭,在遵義會議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許李德指揮作戰”。1943年12月16日,張聞天在延安整風筆記中寫道:“長征出發后,我同毛澤東、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澤東同志開始對我們解釋五次反‘圍剿’中中央過去在軍事領導上的錯誤,我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見,并且在政治局內部開始反對李德、博古的斗爭。”1984年3月28日,美國作家索爾茲伯里訪問伍修權時提出:“據說當時毛澤東正生病坐擔架,王稼祥也因傷坐了擔架,他們一起交談了看法,統一了思想,又說服了別的同志,這才引起了變化。是這樣的嗎?”伍修權回答說:“這是事實。他們在行軍途中和宿營時討論了長征中的形勢,在考慮下一步該怎么辦。”  

從以上資料可以看出,參與爭論的人物,首先是毛澤東為說服王稼祥、張聞天的爭論;然后是毛澤東、王稼祥、張聞天、彭德懷等同李德、博古的斗爭。爭論的形式是擔架上的爭論、馬背上的爭論和床鋪上的爭論。  

但據李德夫人肖月華回憶,有個“道江會議”是湘南爭論的主要地點和形式。因目前尚未查找到可靠的資料,有待于進一步研究探討。  

紅軍在道縣擊落敵飛機  

1955年5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收錄了張愛萍寫的長征途中在道縣擊落敵飛機的回憶文章,題目是《休矣飛機》。文中寫道:“嗡嗡的聲音,又在天空響了起來。正在向道州城前進的紅五師十三團的隊伍,在一陣防空警報的號音下,迅速離開道路,隱蔽起來……唧唧!飛機改變了他的聲音,飛的高度也接近了我們。‘這一定打中了!’”長征路上編印的《紅星》報于1934年11月25日,登載一則消息,題名叫《打下飛機一架》,內容如下:“我紅軍于二十四日在西元(園)擊落敵人的飛機一架,擊落(俘獲)飛機師二,繳獲花機關二,望遠鏡二。”  

當時紅軍還沒有打飛機的高射炮,敵機是怎么擊落的呢?  

1934年11月24日,中央機關和軍委縱隊的大隊人馬進入道縣,正從各個渡口搶渡瀟水西進。  

奉命追剿紅軍的國民黨追剿軍總司令何鍵得到這一消息,一面大罵部下周渾元無能,未能按時(21日)占領道縣,搶占機動地域;一面趕緊向蔣介石請示,要他立即增派飛機轟炸瀟水河,阻擊紅軍西進的步伐。蔣介石當日從南京調動戰斗機八架,飛抵郴州,協同何鍵展開圍追長征紅軍的瀟水之戰。  

正當紅一方面軍的一、三、五軍團主力從瀟水河上的茶園、葫蘆巖、九井、洲背、岑江渡、上關、水南、斜皮渡等渡口過河時,天空中突然傳來飛機的轟鳴聲。紅軍戰士們對這種聲音早就聽習慣了,知道是國民黨的飛機來轟炸瀟水河的。走在路上的紅軍趕緊躲進路旁的樹林里隱蔽起來,從樹上摘下幾根枝條,扎成帽子戴在頭上。可還在浮橋上、渡船上過河的紅軍戰士,他們無法掩蔽,只好匍匐前進,快沖快跑。  

國民黨的飛機欺負紅軍沒有高射炮對付他們,任意在空中盤旋,超低空俯沖。飛機不斷扔下枚枚炸彈,在水中發出“剝剝”的悶響,整個瀟水河中水柱沖天,浪花飛濺。浮橋上、渡船上的紅軍戰士一個一個地倒下,水中冒出一股一股淡紅的鮮血。岸邊的紅軍戰士見自己的戰友倒在血泊中,牙齒咬得“格格”的響,操起手中的步槍向天空憤怒地射擊,高聲喊著:“國民黨飛機,來吧,老子跟你拼了!”  

埋伏在水南浮橋北端城墻上的一軍團一師的戰士,端起他們在井岡山從敵人手中繳獲來的“三八”式步槍,對著向水南浮橋俯沖而來的敵機拼命地掃射。正巧,一顆子彈擊中敵機的油倉,敵機著火了,機尾拖著一股長長的黑煙,向東南方向逃去。這架敵機被打中,其他敵機以為紅軍有了新式武器,再也不敢向瀟水河俯沖,盤旋一陣之后,立即退了回去。  

受傷的敵機拖著滾滾濃煙,還在空中作最后的垂死掙扎,想加快速度和利用滑翔的機會逃回郴州老巢去。誰知,火勢越燒越旺,黑煙越冒越大,飛過幾個小山頭,就急速下墜,向低空栽去。眼看飛機不行了,兩個飛行員慌忙跳傘逃生。  

剛從寧遠天堂翻過屋脊崗南側,進入道縣境內的紅三軍團五師十三團的戰士們,在山坡上遠遠看見一架敵機拖著黑煙沖來,他們知道敵機已經受損,很快就會墜落。于是,團長黃珍立即命令戰士們作好戰斗準備。不一會,傳出“轟”的一聲巨響,敵機從空中墜下,掉在黃泥石村的稻田里。不遠處,兩個白點也慢慢從空中飄落下來。紅軍戰士們端著裝有明晃晃刺刀的步槍,將墜落的敵機和兩個跳傘的飛行員團團包圍。  

敵機燃燒的火焰漸漸熄滅,兩個飛行員蹲在草地上,像兩只刺猬,縮成一團。他倆見周圍站滿了用刺刀指著他們的紅軍戰士,嚇得面如土色。  

張愛萍在文中對兩個飛機駕駛員的形象描寫得非常生動,這樣寫道:  

“兩個像獵人一樣打扮的飛行員,面如土色,跪在飛機旁邊,一邊作揖叩頭,一邊驚慌失措地哀叫:‘老總!不要殺掉我呀!饒我一條狗命罷!’多么卑鄙無恥喲,那搖尾乞憐的樣子。  

一隊隊紅軍戰士,端著上好白晃晃刺刀的武器從四面八方殺過來了。  

這下可不好了,這兩個狗飛行員,手足無措,跪在地下,像犯了精神病,不住地叩頭作揖,好像在搗米一樣,真把人肚子都笑痛了。  

……政委說話了:‘不要怕,我們不殺你們,你們想想!殺了你們兩條走狗,無名小卒,有什么用呢?’  

……  

兩條面如土色,呆若木雞的走狗,終于醒悟過來了,搖尾乞憐地說:‘我們做夢也沒想到被你們紅軍捉到,以為捉到一定有性命之憂,如蒙大恩真不殺我們,我們痛改前非,跟大軍去。……愿效犬馬之勞,以報不殺之恩。’說完話,他們又像搗蒜樣地叩頭。  

‘你的頭真不花錢去買!喪你老祖宗蔣介石的德喲!’  

這架飛機是從南昌飛來郴州專打紅軍的709戰斗機,駕駛員一個是廣東人,一個是江西人;繳獲兩挺機關槍,五千余發子彈,還有兩件皮衣,兩架風鏡……飛機打下來了,更提高了這一帶群眾歡迎紅軍的熱情。附近的群眾,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笑嘻嘻興高采烈,提著飯,提著茶,拿著紅薯……熱烈地來慰勞紅軍……  

隊伍繼續出發了,兩只‘狗’自然帶走,損壞了的飛機呢?壞了它不成問題。工兵排的王排長,奉了團長、政治委員的命令去燒飛機。  

真是‘土佬’,他把包袱毯子一身行李等放在飛機的上面,然后態度自然地放火來燒。損壞了的飛機,滿身是油,當然火一點到處燃燒起來了,燒得王排長的頭發都變得焦黑了。如有胡子的話,連胡子都會燒焦。包袱行李用不著說,自然是一并變了灰。”  

紅軍離開道縣后,國民黨道縣政府奉上級命令,把燒毀的飛機殘骸收集起來,送到長沙。上世紀70年代縣文化部門組織紅軍長征過道縣調查時,還在黃泥石村找到一小段飛機殘骸的鋼塊。  

伍云甫豪福發電文  

1934年11月22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直屬第三局(通訊局)的局長王諍、政治委員伍云甫率領全局六個分隊的干部戰士,緊隨彭德懷的三軍團之后,經寧遠的水打鋪進入道縣的周塘營一帶宿營。23日,又經四馬橋、蚣壩,從福蘆巖渡口渡過瀟水河,到達下追塘宿營。24日從下追塘出發,過新車浮橋到禾塘宿營。25日從禾塘動身后不久,就接到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和紅軍總司令部的命令:要他們克服一切困難,想方設法,將兩個特別重要、特別緊急的電報立即發給各軍團、各縱隊、各師和各梯隊。命令強調,這是兩個十萬火急的特級密電,是紅軍突破敵人第四道封鎖線的作戰部署和政治動員令,是關系到紅軍生死存亡的電令。不僅要注意內部保密,更重要的是要注意外部保密。要找一個隱蔽的地點,不能給敵人以任何偵察、竊聽的機會。  

接到命令,隊伍快速前行。走了十余里,經過一個小村。小村隱蔽在一座高大的石山之下,村前村后怪石嶙峋,古木參天。盆大的喬木,雖然是冬季,密密麻麻的樹葉把小村遮蓋得嚴嚴實實。小村的背后有一個十數丈高半圓形的山巖。山巖之上凸立著大大小小的石峰,就像是一把把利劍直插云霄。一條小河從村前流過,嘩嘩的流水隱去了村里的雞鳴狗叫。若不是實地經過這里,乍一看,根本就不知道這里有一個村子。小村里約十幾戶人家,都是青一色的小青瓦蓋頂,青磚共垛墻,活動木板的鋪面。一條用鵝卵石鋪成的、高低不平、且有幾級臺階的小路穿村而過,小路也不過五六尺寬。各家各戶的木板鋪面門口,還有一個三尺柜臺,據說這里從前還曾趕過集市。  

伍云甫看到這里的一切,用征詢的口氣問王諍局長說:“這個地方非常隱蔽,很適合我們發電報。”王諍也看出了這個地方很有特色,說:“呀,這里的地形地勢很不錯。請同志們就地休息,我們再到周圍看看吧。”  

伍云甫同王諍在小村周圍走了一圈,雖然是夜晚,看得不是十分清楚,但他倆卻都被這里的景色迷住了。  

局長王諍風趣地說:“真是一個天然的保密室,是我們打起燈籠才找到的。”伍政委笑了起來,說:“這才叫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第一,這個天然保密室可供我們安全發電報;第二,這里完全有條件供全局戰士在此宿營。”  

王諍問:“今天的宿營地不是定在高明橋的嗎?”伍政委說:“高明橋離此處不遠,就在前面不到十里。為了盡快把電報發出去,就在此宿營吧。”“好!就在此宿營!”王諍下達了宿營的命令。伍云甫也下了一道命令,要求會寫字的干部戰士,在宿營期間,每人至少寫上五條標語,毛筆、木炭、石灰什么寫都可以,不管大字、小字,墻上、壁上都要寫滿。  

戰士聽到宿營和寫標語的命令,大家都快速行動起來,一邊啃著干糧,一邊干活。站崗的站崗,架電臺的架電臺,譯電文的譯電文,寫標語的寫標語,發電文的發電文……  

嘀嘀嘀……嘀嘀嘀……“紅安……紅安……”  

嘀嘀嘀……“福州……”  

兩臺發報的電臺嘀嘀嗒嗒不停地響著,幾個發電報的女紅軍戰士緊張而不慌亂,不停地忙碌著。紅色的電波,從小村里飛出,飛到瀟水河畔,飛到湘江岸邊,飛到各個紅軍指揮員的手里,飛到紅軍戰士的心中。這紅色的電波,像陣陣春雷,催開遍野山花;像奔騰的山洪,沖擊著腐朽的王朝。  

局長王諍的手里拿著一疊厚厚的,正準備發給各軍團、各縱隊、各師的電報稿紙,有條不紊地指揮給各作戰部隊發電文。雖然已是小雪時節,而且還下了點小雨,但湘南的天氣卻不冷,王局長及幾個發報員忙得滿頭大汗。  

政治委員伍云甫,見今天該發的電報特別多,發報員忙不過來,便來到一分隊協助工作。伍政委一會幫譯電員將電報稿譯成密碼,一會兒幫發報員發電報。他一口氣接連發出給一軍團(1k)、五軍團(5k)和一師(1D)三封電報,看見電文基本發完,才松了一口氣。走出屋外,伍政委在一張軍事地圖上尋找這個小村的地名,地圖上卻沒有這個村的名。剛好,村里的一個老鄉從門前經過,伍政委上前拉著他的手問:“老鄉,你們這個村叫什么村名?”老鄉是一位老者,只會講當地的土話,對于官話(普通話)只是似懂非懂,就連道縣其他地方的本地官話,也只是聽得懂一部分,而且不會說。這位老人聽了幾遍,知道伍政委要問的是這里的村名。他張了幾次口,想用本地的官話告訴說這個村叫豪福,但始終沒有說出來。伍政委急了,指著這個村子,像說啞語一樣用手比劃著:“這個村叫什么村?”老人點點頭,意思是告訴對方他已經聽懂了。但他還是不能用官話講出來,只是用本地土話回答說:“哈撲”。伍云甫不知道該村人不會講官話,而在縣城及以東地方,講的話是都聽得懂的,口音也與江西蘇區的話差不多。他把這位老人說的土話“哈撲”(豪福),聽成為“侯鋪”。  

伍云甫掏出隨身攜帶的日記本,在他每天必記的日記上寫道:“11月25日,雨,下午十時隊伍自禾塘出發,經太平橋、壽福圩到達高明橋以東十里許之侯鋪。”  

11月25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紅軍總司令部關于突破敵人第四道封鎖線的作戰部署;紅軍總政治部關于突破敵人第四道封鎖線的政治動員令,這兩個重要急電的紅色電波經通訊局干部戰士們從豪福村發出。接到這個急電,各軍團、各縱隊迅速行動,作好了突破敵人重兵把守的第四道封鎖線的充分準備。  

紅軍過后,該村的屋內屋外,寫滿了紅軍標語。經過幾十年的風風雨雨,直到20世紀90年代,該村的墻上仍保存著大量的紅軍標語。因年代久遠,房屋翻修和因公路改道拆遷,紅軍的標語雖然看不見了,但標語的內容和紅軍的精神,仍在道縣人民心中永存著。  

紅三十四師重返道縣打游擊  

1934年11月中旬,紅軍進入湘南后,蔣介石已完全清楚紅軍西進與二、六軍團匯合的意圖。便急調湖南、廣東、廣西三省及中央軍40萬余部隊,在湘江沿岸設下第四道封鎖線,企圖利用湘江這一天然屏障,妄想在這一帶消滅紅軍。11月25日,中革軍委發布了搶渡湘江的命令。  

紅五軍團第三十四師,是毛主席親自創建的隊伍。從長征出發后,一直擔任全軍的后衛。湘江戰役中,紅三十四師奉命堅決阻止尾追之敵,掩護紅八、九軍團順利通過蘇江、泡江。之后,為全軍后衛,在水車一帶阻擊,掩護主力紅軍搶渡湘江。  

11月28日,紅三十四師在水車陣地剛布置好戰場,敵人從四面八方趕上來。空中幾十架飛機輪番轟炸,南面桂敵夏威的部隊向北推進,東面李云杰、李抱冰兩路縱隊向西尾追而來,北面周渾元縱隊迅速向南撲來。蔣介石嫡系周渾元部,是三十四師的老對手。早在中央蘇區的第四次反“圍剿”中,就曾被陳樹湘部隊打得一敗涂地。這次自恃兵力雄厚、裝備精良,來勢洶洶地企圖報復,氣焰十分囂張。他利用飛機、大炮掩護,輪番向三十四師發起攻擊。面對險惡嚴峻的形勢,英勇的紅三十四指戰員拼死頂住敵人的三面進攻。他們用自己的血和肉筑起一道又一道城墻,與數十倍于己的敵人,鏖戰了四天四夜,師政委程翠林、政治部主任任蔡中、一○一團團長嚴鳳才、一○二團團長梅林和大部分指戰員在戰斗中壯烈犧牲。雖然遭到慘重的傷亡,但仍保障了紅軍主力順利渡過湘江。  

掩護任務完成后,紅三十四師迅速追趕主力,搶渡湘江。當他們到達界首渡河點時,湘江完全被敵人封鎖,渡江之路已被敵截斷。紅三十四師余部翻過海撥1900多米高的寶蓋山,正準備從鳳凰嘴與敵死拼。當行至安和的新圩村時,又遭到敵阻擊,其中五六十人被沖散,這時三十四師師部只得折回全州、灌陽邊境。這支四千余人的隊伍,已大部分在戰場上壯烈犧牲,加之沿途餓死、拖死、跌死和被飛機炸死的,傷亡慘重,搶渡湘江希望非常渺茫。這時,軍團部來電命令他們返回湘南打游擊。  

接到軍團部首長的指示,紅三十四師余部300多人,在師長陳樹湘、師參謀長王光道率領下,向道縣方向突圍。  

12月7日,紅三十四師翻過都龐嶺,進入道縣空樹巖村。在這里召開群眾大會,準備發動群眾,并寫了“打倒土豪劣紳!”“打倒何鍵才有出路!”“只有蘇維埃才能救中國!”等標語,號召青年農民積極投身革命,以擴大紅軍力量,繼續堅持與敵人斗爭。由于國民黨廣西地方民團大批從灌陽方向尾追而來,紅軍為保存力量,又避開敵人。8日,沿著都龐嶺山麓自西而東,向道縣與永明交界的山區退卻。到達清塘小坪村附近時,道縣國民黨地方武裝——縣保安團第一營200多人聞訊趕來攔截。紅軍與敵人激戰半日,斃敵數名,擊退敵人,補充了部分槍支彈藥。9日繼續經營樂源進入永明八都,在上木嶺、大寶腹又與永明之敵接火。紅軍一路且戰且退,當晚進至上江圩。第二天,紅三十四余部抵達橋頭鋪,在馬山附近的瀟水西岸搶渡牯子江。木船渡至河心,埋伏在兩岸的江華民團,突然槍聲大作,紅軍遭到慘重傷亡。師長陳樹湘在船上指揮戰斗,不幸被子彈擊中,腹部受了重傷。  

戰士們用擔架抬著陳師長,由江華界牌向道縣四馬橋前進。江華、永明兩縣保安團又緊緊尾追而來。  

由于部隊連續行軍作戰,指戰員又得不到休息,加上天氣寒冷,凍餓交迫,隊伍大量減員。紅軍到達四馬橋時,只剩百余人。到達早禾田,又遭道縣保安團第一營的阻擊,紅軍邊打邊走,退至銀坑寨占據有利地勢,擊退了敵人。這時陳師長掙扎著,走下擔架,告訴戰士們:敵人還會組織更大的反撲,可能會出現種種意料不到的情況。命令部隊改變由長征原路退卻的計劃,各自為戰,沖出重圍,到牛欄洞匯合,向癩子山前進。  

果然不出所料,陳師長剛剛布置完畢,江華、道縣、寧遠三縣的敵保安兵就蜂擁而至,猛撲而來。紅軍戰士正組織還擊時,省保安軍成鐵俠部從寧遠魯廣洞方向趕來,在富竹灣后邊的饅頭嶺上突然響起槍聲。前有阻敵,后有追兵,形勢十分嚴重,陳師長不顧戰士們的再三勸阻,又一次走下擔架,當即立斷,命令一個班搶占饅頭嶺對面山頭打掩護,其余由參謀長率領,迅速沖過敵人的火力網。陳樹湘師長和兩個警衛員及一個修械員占據洪都廟的有利地形,繼續阻擊敵人。槍聲吸引了敵人的火力,同志們安全脫險了。  

突圍中,陳師長由于傷勢過重,不幸被捕。12月17日,敵人把陳師長抬到四馬橋的一間布鋪里。道縣保安團第一營營長何湘企圖從陳師長口里得到紅軍的情報,遭到陳師長的痛斥。他們為了留下一個活著的紅軍師長,好向上級請賞,便軟硬兼施地進行誘降,送藥物醫治,并用“洋參”提神。陳師長大義凜然,說:“我參加紅軍后打了上百次仗,為革命我可以獻出一切。”并拒食拒醫。敵人無奈,第二天,就派人抬著陳師長回道縣縣城領賞。行至石馬神,陳師長乘敵不備,用手從腹部受傷處絞斷腸子,壯烈犧牲。年僅29歲的陳樹湘,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獻出了年輕、寶貴的生命,實現了他“為蘇維埃新中國流盡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突圍后的三十四師余部90余人,經道縣牛欄洞、插花坪,16日到達寧遠魯廣洞、道堂一帶,又遭保安軍襲擊。17日進入藍山古城一帶。隨后,省保安軍成鐵俠部、道縣唐季侯部和寧遠、藍山的國民黨地方武裝同時趕到。在敵人的合擊下,三十四師終因彈盡糧絕,指戰員們大部犧牲和被捕,個別遣散。  

三十四師返回湘南后,繼續與敵堅持斗爭,戰績顯赫,英勇悲壯,體現了人民軍隊鋼鐵般的意志和大無畏的革命精神。  

紅三十四師浴血奮戰湘江之側(節選)  

十一月二十六日,我們團進至道縣以南葫蘆巖。部隊剛接替紅四師在該地域拒阻敵人之任務,突然師部來了通知,要我和政委侯中輝立即去軍團部受領任務。軍團部住在湘、桂交界的蔣家嶺。我倆一路小跑。還沒到蔣家嶺,只見劉伯承參謀長和董振堂軍團長大步迎了上來。不一會,陳樹湘師長和程翠林政委也趕來了。這是軍團首長單獨召見我們布置任務。董軍團長首先說:現在,蔣介石調集的四十萬“追剿”軍向我步步緊逼,情況日趨嚴重。朱總司令命令全軍組成四個縱隊,迅速從興安、全州搶渡湘江,前進到湘、桂邊境的西延山區。他還傳達了中革軍委的具體部署。  

接著,劉參謀長介紹了具體敵情:何健第一路軍已由東安進至全州、咸水一線,第二路軍一部進至零陵、黃沙河一線,第三路軍尾我直追,第四、第五路向東集結。他指出:敵人的企圖是前堵后追,南北夾擊,圍殲我軍于湘江之側。講到這里,劉參謀長拿出一份軍委電報向我們宣布:紅三十四師目前任務是堅決阻止尾追之敵,掩護紅八軍團通過蘇江、泡江,爾后為全軍后衛。萬一被敵截斷,返回湘南發展游擊戰爭,但盡可能趕上主力。讀筆[畢],他以極其堅定的語調說:朱總司令、周總政委要我告訴你們:軍委相信紅三十四師能夠完成這一偉大而艱巨的任務。最后,劉參謀長語重心長地告誡我們:“在重兵壓境的情況下,把軍團的殿后任務交給你們師,這個擔子很重啊!你們既要完成軍委賦予的任務,又要有萬一被截斷后孤軍作戰的準備。”  

“請軍團首長轉告朱總司令、周總政委,我們堅決完成軍委交給的任務,為全軍團爭光!”師長、政委、老侯和我,幾乎是不約而同地宣誓。  

離別劉參謀長、董軍團長的時候,兩位首長緊緊拉著我們的手,依依不舍,一一叮嚀:你們師、團干部要組織好、指揮好,帶領全師部隊英勇作戰,全軍團期待著你們完成任務后迅速過江。那種師長愛、階級情,不僅當時摧[催]人淚下,而且至今記憶猶新。萬萬沒有想到,那次分離竟成了我們和董軍團長的永別。董振堂同志是河北省河縣人,北伐戰爭中就當師長,寧都起義領導人之一,有杰出的軍事指揮才能。長征到達甘肅后,他率部隊西渡黃河,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日在高臺縣與敵作戰中以身殉職,時年四十二歲。幾十年來,我一直深切地懷念著這位黨和人民的優秀兒子,深受干部、戰士愛戴的紅軍優秀的領導人。  

回來的路上,陳師長邊走邊說:根據上級指示和我師情況,我考慮:由老韓率本團先行,急進灌陽方向,接替紅六師在紅[楓]樹腳地域阻止桂敵北進之任務;我帶師部和一○一團居中,程政委帶一○二團跟進,在掩護紅八軍團通過泡江、蘇江后,迅速西進,在文市、水車一線占領有利地形,阻擊追敵周渾元等部,保證主力部隊渡江。如果沒有意見,就分頭行動。戰爭年代,領導同志講話,都是開門見山,簡明扼要,沒有那么多套話、虛話,即使需要開會,時間很短就痛痛快快地把問題解決了。  

任務明確后,我和侯政委商定:我率一營在前,他指揮二、三營和團直跟進,立即出發。部隊雖然連日行軍作戰,極度疲勞,但指戰員情緒高昂,互相幫助,幾十里急行軍很少有掉隊的。當我帶領一營進至貓兒源地域時,桂敵三個師大部已先我通過紅(楓)樹腳地區,切斷了我之通路,其先頭部隊繼續向板橋鋪、新圩西進。  

原來,在我團向灌陽急進的頭天下午,中央紅軍先頭部隊紅二、紅四師各一部,已順利搶先通過了湘江,并控制了界首到覺(腳)山鋪間的渡河點。由于全軍前后相距一百五六十里,山區道路狹窄,輜重過多,八萬余人馬在山中羊腸小道而行,擁擠不堪,常常是一夜只能翻一個山坳,一天只能走二三十里路,非常疲勞。加之,紅八軍團一度走錯了方向,大部隊又要等他們。這樣,本來一天一夜急行軍即可趕到湘江的路程,卻走了三四天。而敵人呢,走的是大道,有的乘坐汽車,從四面八方逼近湘江,形勢越來越嚴重。  

十一月二十八日,敵“追剿”軍第一路向我先頭部隊紅二師之覺(腳)山鋪地區發動進攻。桂敵主力則沿板橋鋪、新圩向前堆(推)進。同時,敵人還出動大批飛機,濫施轟炸,封鎖湘江。三十日,裝備精良,五倍于我之敵軍向我發動全面進攻,戰斗異常激烈。全州和興安之敵沿公路對進,企圖奪回渡河點,截斷紅軍前進道路。敵第二路軍進至黃沙河地區策應;第三路軍由道縣進占文市,突擊我紅三十四師;桂敵則向我左翼實施猛烈突擊;敵第四、第五路正向文市前進,情況萬分危急。  

在敵人四面包圍的嚴重情況下,紅軍指戰員不顧一切犧牲,浴血奮戰,頑強地頂住了優勢敵人的進攻。在我紅三十四師阻擊陣地上,戰斗空前劇烈。追擊我們的敵人是蔣介石的嫡系周渾元指揮的第三路軍四個師,該敵已是我們的老“對頭”了,曾在第三、第四次反“圍剿”作戰中,吃過我們的苦頭。現在,他自恃兵力雄厚,美械裝備,來勢洶洶,妄圖“報復”,反革命氣焰囂張至極。該敵在大炮、飛機的配合下,輪翻(番)向我進攻,好像用大量的炮彈就可以一下子吃掉我們。我全師廣大指戰員依靠大無畏的英雄氣概和頑強的革命精神,殺傷了大量的敵人,打退了敵人一次又一次的進攻。  

傍晚,受到重創的敵人經過調整部署后,向我發動了更瘋狂的進攻。守衛在前沿陣地的我團一、二營部隊,提出了“誓與陣地共存亡,堅決打退敵人進攻,保證主力部隊搶渡湘江”的響亮口號,與敵人進行了殊死搏斗。有位福建籍的連長,身負重傷,腸子被打斷了,仍然繼續指揮戰斗。陣地上空鐵火橫飛,前沿工事被打得稀巴爛,山上的松樹燒得只剩下樹干。戰士們吃不上飯,喝不上水,傷亡越來越大,但同志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頑強地戰斗著。與此同時,在第一○一、第一○二團陣地上,也是煙塵滾滾,殺聲震天。他們都打得很英勇,許多同志重傷不叫喊,輕傷不下火線,頂住了數倍于我的瘋狂的敵人。在激烈的血戰中,全師廣大指戰員前仆后繼,付出了重大的代價,師政治委員程翠林和大批干部、戰士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他們的英雄業績永垂青史。由于我們全體指戰員苦戰血戰,遲滯了周渾元部的進攻時間,掩護中央、軍委和主力部隊于十二月一日晨渡過了湘江。  

然而,不幸的是,乘車而至的敵湘軍和桂軍切斷了我之去路,炸毀了渡江的浮橋,紅三十四師及紅六師一個團被隔在湘江之東,一并處在湘軍、桂軍、中央軍三路敵人的四面包圍之中。部隊走投無路,被迫東返。在龍山、新圩又與敵進行激戰,再次遭到傷亡,最后退入霧源山區。敵人圍殲我黨中央、軍委和主力紅軍于湘江之側的企圖未能實現后,惱羞成怒,反撲過來,叫囂殺我片甲不留。  

在形勢萬分緊迫的情況下,陳師長召集師、團干部緊急會議,作出了兩條決議:第一,從敵人薄弱部位突擊出去,到湘南打游擊;第二,萬一突圍不成,誓為蘇維埃新中國流盡最后一滴血。  

正在我紅三十四師準備突圍的時候,桂敵一個團的兵力向我發動了試探性的進攻。我全體指戰員以壓倒一切敵人的英雄氣概,集中兵力頑強地反擊。敵人被打得暈頭轉向,又摸不清我們底細,急忙收兵回營。這次勝利鼓舞了同志們的信心。但我畢竟是孤軍作戰,又處在白崇禧統治區,兵力、糧食、彈藥都得不到補充,既無兄弟部隊配合,又沒有人民群眾支援。于是,我向師長提出:“不能坐以待斃,應立即突圍。”大家都贊同這個意見,陳師長當即決定:由我指揮本團余部掩護,他和參謀長率領師直和一○一、一○二團三百多人突圍,重返井岡山。  

當天深夜,突圍開始了。由于部隊在山區拖來拖去,三四天沒有吃一頓熱飯,肚子餓,身上冷,腿上像灌了鉛,尤其是傷病員行走更艱難。但是,為了生存,為了不當俘虜,指戰員忘記極度的的疲勞、饑餓和病痛,大家互相關心,互相照顧,特別感到,多一個人,就多一份力量。當我們剛剛通過敵人據點貓兒源,正準備向長塘坪進發時,被敵人的警戒部隊發現了。在這千鈞一發之際,我向陳師長表達了本團三十多人的共同決心:“我們掩護,你們趕快走。”  

撲上來的敵人,終于被我們打垮了。然而,我們又受到了新傷亡,還剩下十來個人,并且又和師的余部失散了。為了保存革命種子,我決定:立即分散潛入群眾之中,爾后設法找黨組織。后來得知,陳師長率紅三十四師余部在湖(南)江永(華)牯子江遭敵人襲擊,身負重傷。戰士們用擔架抬著他繼續指揮戰斗。不幸在道縣落于敵手。敵保安司令何漢(編者注:應為道縣保安團第一營營長何湘)聽說抓到一個紅軍師長,高興得發了狂,命令他的爪牙抬著陳師長去向主子“邀功領賞”。陳師長乘敵不備,用手從腹部傷口處絞斷了腸子,壯烈犧牲,時年二十九歲,實現了他“為蘇維埃新中國流盡最后一滴血”的誓言。敵人殘忍地割下了陳樹湘同志的頭,送回他的原籍長沙,懸掛在小吳門的城墻上。其余一百多人,也終因敵人重圍,彈盡糧絕,最后大部分光榮獻生(身)。  

湘江戰役失敗后,為了得到資助去找黨、找主力部隊,我歷盡艱險和辛酸,回到原籍武漢。誰知剛出狼窩,又入虎口。由于原在安源煤礦一起搞罷工斗爭的叛徒張聯華出賣,我被國民黨當局逮捕關進了漢口陸軍監獄,判了十年有期徒刑。“西安事變”后,根據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經敬愛的周恩來副主席出面交涉,我這個“政治犯”被釋放了。從此,我又獲得了新生。回到了黨的懷胞(抱),跟著黨中央、毛主席踏上了新的革命征途。  

注:韓偉,湖北黃陂縣人,1922年參加安源煤礦罷工,1924年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1926年加入共產黨。參加了秋收起義,曾任排長、連長、團長,福建軍區獨立第八師師長,軍區參謀長。長征時任紅三十四師一OO團團長,是三十四師僅存的一員。抗戰期間任過團長、副旅長、軍分區司令員。解放戰爭中曾任熱河軍區司令,第二十兵團六十七軍軍長等職。解放后曾任北京軍區副司令員等。中將軍銜。  

紅二十四師來道縣組建插花坪游擊隊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時,把項英、陳毅等留在江西中央蘇區堅持斗爭,拖住敵人。  

1935年1月,長征途中,中共中央在貴州遵義召開會議,糾正黨內的“左”傾路線。不久,中央給留守江西蘇區的中央分局發電報,要他們改變過去的“左”傾軍事指揮。1937年12月7日,項英以《三年來堅持的游擊戰爭》為題,給中央報告他們留守江西蘇區的工作。報告中提到:我們退至粵北即整理部隊,等候中央的回電。經過幾天之久,中央始有電來,“反對大兵團出動的方針”,指示:“應在蘇區及其周圍堅持游擊戰爭”,以團為單位分散各區域為基干,“另以其余部隊去加強各地方武裝”。(大意如此)中央分局遂全部按中央指示來布置工作,而將集團出動的企圖全部打消。可是,這時敵人正從四面包圍,北面及東面封鎖線已嚴密布置,必須迅速出擊才好。我們依照中央的指示,當時的布置是:  

以二十四師之七十一團(約九個連)由龔楚、石友生領導,由安南往油山轉至湘南收容三十四師(中央有電要我們派部隊收容)并在該地發展游擊區。  

1982年,陳丕顯撰寫的回憶錄《贛南三年游擊戰爭》(載《中共黨史資料》1982年第二期)提到:“1935年2月,中央分局和中央革命根據地軍區根據中央指示,決定將部隊分九路向外突圍,開展游擊戰爭。……由龔楚(后叛變)、石友生率紅軍二十四師的七十一團從南安江、油山轉至湘南,收容紅三十四師失散隊伍,并在該地發展游擊隊,開展游擊活動。”  

1935年遵義會議之后,留守江西的中央分局根據中央的來電指示和遵義會議精神,取消了大兵團作戰的方針,把部隊分散到各個區域,加強各地方武裝,開展游擊戰爭。中央分局軍區命令紅二十四師七十一團,由南安江往油山轉至湘南收容紅三十四師失散隊伍,并在該地開展游擊戰爭。  

1935年2月,紅二十四師七一團在龔楚(軍區參謀長)、石友生率領下,從于都突出重圍,途經南康、油山、大余、北山等地,轉戰粵北和湘南。因沿途不斷遭到敵人的截擊,傷亡十分嚴重。在短短一個月間,九個連的部隊只剩下300多人了。1935年3月,紅二十四師七十一團余部在寧遠、藍山、江華、道縣交界的山區活動一段時間后,于3月18日進入至道縣插花坪、大洞田、牛欄洞一帶。  

紅軍進入九嶷山區活動,國民黨湖南保安司令部派省保安第五旅歐冠部及周邊各縣民團、義勇隊等進山圍剿。道縣保安團(湖南保安第二十團)也派第二營營長周健率該營進山配合行動。保安團在這一帶山區實行攔路設卡,盤查過往行人,防止紅軍下山進鎮;進行清壁清野,妄圖切斷紅軍的后勤補給,困死紅軍;厲行清鄉,清查戶口,阻止紅軍進村入戶。  

為了避免國民黨地方武裝的嚴密搜查,紅二十四師官兵白天隱蔽在深山老林里,觀察著敵人的動向。一到傍晚,敵人退下山時,他們就深入偏僻的小村小寨開展活動。紅軍戰士們各盡所能,充分發揮每個人的專長。他們有的扮成補鍋匠,走村串戶,一邊吆喝,一邊偵察情況。如有人拿鍋來補,就給他們講一番窮苦人要團結起來、組織起來,與欺壓窮人的官府作斗爭,把土豪劣紳、地主老財斗倒斗垮,窮人才有好日子過的道理。如有窮苦人附和擁護,就把名單記下來。有的扮成破篾織家具用具的師傅,按照“補鍋人”提供的姓名、深入到群眾家中,繼續發動做工作。還有扮成理發的、縫衣的、打鐵的,用各種方式深入到群眾中去。也有利用耍猴子把戲和扮成乞丐的,負責掩護。不會手藝的,就裝扮成苦工,幫人砍樹,幫人種地來發動群眾,發現骨干。  

經過一段艱苦細致的工作,紅二十四師七十一團余部在插花坪、大洞田、爛泥湖、牛欄洞等村發動了陳天一、陳炳河等30多名瑤、漢窮苦人。這30多人在紅軍戰士們的影響下,開始覺悟起來,表示決心與土豪劣紳作堅決斗爭,并表示愿意成立組織。紅二十四師七十一團的領導看到條件已經成熟,于1935年4月3日,在插花坪召開成立大會。會上首先宣布成立道縣插花坪紅軍游擊隊,然后通過選舉選出陳天一為隊長,陳炳河為副隊長。隊員有陳炳英、陳培志、盤丘茍、黃小柏、鄧蘇連等。游擊隊成立這天,紅軍指戰員帶領游擊隊員對插花坪一帶最有名的惡霸大土豪陳炳厭、魏有娥在會上當場進行鎮壓,并沒收他們剝削得到的部分糧食和財產,分給貧苦農民。  

游擊隊成立后,紅二十四師七十一團指戰員一面派人四處打聽紅三十四師失散人員的下落,尋找潛伏在民間的紅三十四師傷病員;一面帶領游擊隊員到各村各寨打土豪、分谷物。得知牛欄洞村有兩個大土豪作惡多端,殘害為其做事的長工和因災交不起租谷的貧苦農民后,他們把游擊隊開進牛欄洞,抄了大土豪何老八、楊兆庭的家,把浮財分給當地窮苦人。紅軍游擊隊在這一帶打土豪、分谷物,極大地鼓舞了貧苦農民的士氣。  

但是,紅軍在這一帶的活動,震動了九嶷山區,也極大地觸動反動派的神經。駐守在藍山的永州保安旅陳鐵俠部,駐守寧遠的歐冠部,紛紛調兵遣將。他們下令通知各縣民團及義勇隊迅速增派兵力開赴九嶷山區,封山搜捕。道縣保安團第二營營長周健,奉命把營部設在插花坪,派兵逐山逐嶺搜尋,挨家挨戶盤查。  

當大批敵人向插花坪一帶涌來時,紅二十四師及其游擊隊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采取避實就虛的原則,把游擊隊員分散潛伏到偏遠的山區,轉入地下活動。紅二十四師七十一團余部也離開道縣境地,轉移到江華、藍山交界的山區活動。  

紅軍走后,國民黨道縣政府下令各區又調來大批義勇隊員進行搜剿。插花坪這支剛建立不久的游擊隊亦遭不幸。分散到各地隱藏的游擊隊員大部分被捕。  

隊長陳天一、副隊長陳炳河及骨干隊員盤丘茍、黃小柏、陳培志等12名堅強的游擊隊戰士,被敵人殺害在插花坪的鐵累崗。  

羅素珍的扁擔  

走進貴州遵義的紅軍長征歷史陳列館,在一個很不起眼的地方,珍藏著一根汗漬斑斑,黑里透紅的扁擔。旁邊一段短短的文字說明寫道:1934年冬,一個名叫羅素珍的婦女,搶著為紅軍挑擔。從道縣送到廣西,紅軍勸她打轉,她想到紅軍戰士行軍打仗,十分艱苦,堅持把擔子送到貴州。途經三省十七縣,歷時四十天,行程兩千五百里。  

這個羅素珍是哪鄉哪村人,當年多大年紀,模樣特征如何?從上世紀70年代起,幾次對紅軍長征過道縣的調查,都無法查找。可是,在長征經過道縣的地方,卻有一個感人的故事,廣泛流傳。  

1934年11月,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及中央機關、軍委縱隊長征經過道縣。這次長征,表面上是退出江西中央蘇區革命根據地,到湘西與紅二、六軍團匯合,創建新的根據地,北上抗日,而實際上是迫于無奈。正如彭德懷同志所說:是大搬家。帶著笨重的壇壇罐罐真氣人。紅軍從江西于都出發,進入道縣時,一千多里路就走了一個多月,每天只走三十多里。沉甸甸的擔子壓在戰士們肩上,戰馬也背得喘不過氣來。沉重的包袱已成為前進路上的嚴重障礙,但紅軍的“當家人”還是舍不得丟。  

11月25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紅軍總司令部下達了搶渡湘江的命令,紅軍總政治部也下達了搶渡湘江的政治動員令,要求所有紅軍指戰員輕裝前進,盡快趕往湘江東岸,及時渡江,以免被敵大軍截斷。  

中央機關的一個小分隊,他們中大多數是中央機關的文職干部。肩背的、馬馱的,還有在沿途請人挑的,都是些文書檔案、書籍資料、筆墨紙張、油印機等物。這些東西既不能丟,也不能藏,必須帶著走。一路上,干部戰士苦不堪言。接到軍委的命令,他們正在道縣境內。為了盡快趕赴湘江,他們各自丟掉了一些隨身帶的日常用品,加快速度趕路。盡管如此,有些年紀小的、身體弱的,他們挑了一個多月的擔,肩膀壓得又紅又腫,有的還爛了皮,有的腳上起了血泡,再也挑不動了。小分隊的負責人蘇隊長鑒于這種情況,決定從當地再找幾個挑夫,幫助挑擔,讓那些受傷的戰士輪流休息一下。  

挑夫也確實難找。一些偏僻的地方,聽說過部隊,膽小怕事的都躲出去了。沒有躲的,那些身強力壯、愿意幫助紅軍的人,被走在前面的部隊請了去。剩下的大多是受到鄉保長們的反動宣傳后,不愿幫紅軍的或是些老弱病殘的。情況緊急,沒有辦法之下,只好到村里去找當地的保長幫忙找人。蘇隊長在村里轉了幾圈,才在一棟大宅子里找到了保長。這保長姓王,人稱王麻子。頭發禿得像個和尚,滿臉斑麻,雙眼瞇得只見兩條縫,吊起雙下巴,連頸脖也看不見,挺著個大肚子,走起路來像烏龜在爬。他見了蘇隊長,文質彬彬地起身讓座。蘇隊長開門見山,說明了來意。王保長睜起小眼晴,看了看蘇隊長,見是個斯文的書生模樣,恐懼感頓消,之乎者也拉起腔來:“早聞貴軍挑夫缺乏,理應不等蘇隊長上門,就該把壯丁送去。可鄙保人丁稀少,壯丁早已上了前線,所剩盡皆老幼婦孺,鄙人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也!”  

蘇隊長一見面就知道這個王保長是個滑頭,但迫于有求于人,不好發火,關鍵時刻,還是沉住氣。“王保長,請幫找幾個,紅軍會付給他們工錢的。”  

“那當然……不……不,”王保長用巴掌打著自己的嘴巴,“工錢,給不給無妨,只是這人恐一時半會難以找到。”  

見王保長借故推辭,蘇隊長換了一副面孔:“王保長,紅軍在縣城里鎮壓了一批罪大惡極的土豪劣紳,你還不知道吧?對于那些敵視紅軍,破壞軍民關系的,紅軍絕不講客氣!”  

這一說,把王保長給降住了,連聲說:“我該死,我該死,不能推卸責任,請稍候,馬上給你找人來。”  

過了一頓飯工夫,王保長帶來四個人,交到蘇隊長面前。蘇隊長一看,哭笑不得。這四人中,兩個男人都是身材矮小,五十多歲的半老頭;兩名婦女,也是文文靜靜、纖纖細細,年紀雖然還只三四十歲,卻不是做挑夫的料。蘇隊長板起面孔:“王保長!你這是幫我們找來的挑夫,還是要我們抬著他們走?”王保長小眼珠轉溜著:“蘇隊長,我也難呀,國軍來了,向我要壯丁;紅軍來了,向我要挑夫。沒辦法,你將就用吧,他們在家都是上等勞力。”  

看到王保長還在講假話,欺騙紅軍。挑夫中的一名婦女再也忍不住了,站出來指著王保長說:“王麻子!別人叫你王保長,我羅素珍偏叫你王麻子。你昧著良心,講的全是假話,做的全是假事。村里還有那么多年輕力壯的男勞力,就憑著是你一族的,你一個也不叫。把我們四個老的老,婦的婦叫來。你見我們四個身材瘦小,叫來給紅軍難堪。你還說叫我們來應付一下,紅軍不會要我們挑擔,你安的什么心?你以為我們挑不起重擔,不會給紅軍挑擔?今天,這個擔我們要挑給你看看!”正在這時,又有兩個青壯男勞動力聽說紅軍要找挑擔的,匆匆趕來。  

“對!這擔我們就得挑。我們知道紅軍全是好人,你想不讓我們挑,我們才不干呢!”其他幾個也都答起腔來。  

時間緊迫,蘇隊長見先來這四個人雖不是強壯的勞力,覺得他們對紅軍一片真心,態度堅決,雖然瘦小點,但還是正常勞動的老實農民。除一名正在患感冒的、五十多歲的老人外,再沒說什么就把五人領走了。  

整整七天,他們五人每天堅持挑擔。紅軍戰士們見他們挑得很吃力,想換一換他們都不肯。過了永安關進入廣西時,紅軍勸他們打轉,從廣西另外找人接替,他們還是不肯打轉。送過了湘江,在蘇隊長一再勸說下,其他四人都打轉了,而羅素珍還要堅持再送一程。她看到紅軍戰士們天天行軍,腳上磨起了血泡還在堅持走。一遇到敵人,還得與敵人打仗,確實辛苦。她跟著紅軍把擔子一直挑到了貴州。  

何嵐下蔣伏擊侵略軍  

何嵐,男,1909年生,祥霖鋪鎮朗龍村人。黃埔六期畢業,國民黨王牌部隊74師主力團173團團長。師長是大名鼎鼎的張靈甫,軍長是王耀武。抗戰時期,曾率部參加長沙會戰、常德會戰、寧鄉會戰等戰役。1943年11月,常德會戰之后,因看不慣副師長貪生怕死、奸詐狡猾的所作所為,再加上在寧鄉會戰中,部隊傷亡慘重,自己也負了傷,就帶傷負氣離開部隊,帶著警衛員何常合等人,回到了老家朗龍。  

民國時期的朗龍,是道縣西七區政府所在地。何嵐回鄉之時,正值中日衡陽會戰之后,日寇迫近道縣之期。何嵐不忍鄉民生靈涂炭,更憤恨日本人在我中華大地燒、殺、搶、掠、奸的野蠻行徑。他臨危受命,毅然接受區政府的委任,出任區抗日突擊團團長一職,何常合仍當他的警衛員。他召集四五十名熱血青年,開展軍事訓練,為抗日保家做準備。  

民國三十三年(1944),農歷八月底九月初,日本侵略軍的鐵蹄踐踏道州大地,情勢非常危急。道縣國民政府從縣城撤進大坪嶺。日軍的飛機,晝夜轟炸道州古城、岑江渡、壽雁等地,到處是一片火海、一片廢墟、一片哭喊、一片血淚!不久,因抗戰形勢越來越嚴峻,道縣國民政府又從大坪嶺撤進洪塘營。西七區政府和何嵐的抗日突擊團則從朗龍撤到了附近的銀山村。  

當時,日本侵略軍大約一個聯隊(團)3800多人的兵力,駐扎在祥霖鋪鎮板塘村一帶。經常三五成群地到駐地附近的村莊“打撈”,奸淫婦女、搶劫財物,殺豬牽牛奪糧食。  

有一天,一個班的十三四個日本鬼子,從板塘出發,經吊高樓,一路燒殺作惡,向朗龍進犯。村民得到消息,紛紛逃上山嶺躲避。有一個村民愛酒如命,鬼子來了,他還在喝酒。村民勸他趕快逃命,他硬要喝完酒再走。等他喝完酒,東一踉蹌,西一踉蹌地往村外走時,與日本人撞了一個正著。日本人抓住他問情況,一來他多喝了幾杯,弄不清東西南北,二來也聽不懂日本人的“鬼”話,一問三不知,日本人惱羞成怒,一槍把他給崩了。另一個人,跑遲了一步,被鬼子抓住,問都不問,一刀就把他給劈成了兩半。日本人在朗龍殺了兩個人,隨手點燃兩座房子后,向達頭山方向揚長而去。躲在山上的村民,立即跑回村里,合力把大火撲滅,才避免了更大的災難發生。  

日本鬼子押著抓來的一群挑夫,挑著搶來的財物、糧食和殺死的豬,牽著耕牛,一路耀武揚威地向趙家、張家、朱家、下蔣方向而來。  

下蔣村,歷史悠久,是一個很有名氣的村子。村旁綠樹成蔭,翠竹成林。一條三丈多寬的小河,由南向北從村東流過。一座古老的石拱橋,橫臥在小河之上,如一彎彩虹,連接著小河東西兩岸,成為進出下蔣、銀山、立福洞一帶的唯一通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只要守住這座石拱橋,就守住了下蔣、銀山這一帶廣袤的土地。附近的區政府,也就安然無恙。  

何嵐得到日軍在朗龍、趙家一帶打撈,并向下蔣、銀山進犯的消息后,制定戰斗方案,決定在下蔣設伏,以石拱橋為中心,全殲日寇。  

他帶領突擊團主力三四十人,一路急行軍,來到下蔣。何嵐知道,他所帶的區抗日突擊團,缺乏訓練,武器有中正式、漢陽造,甚至還有鳥槍、梭鏢,又雜又差,無法同訓練有素、裝備精良的日本侵略軍硬拼。但是,突擊團多是本鄉人,家里深受日本鬼子所害,復仇心強;再者這次戰斗敵我雙方的兵力是一比三。只要做好思想鼓動工作,講求作戰藝術,集中火力,全殲十幾個日本鬼子,應該不是很大的問題。即使不能全殲,重創日軍也是十拿九穩的。于是,何嵐親自帶領最有戰斗力的一個班,埋伏在石拱橋的西頭,擔任下蔣伏擊戰的主力。其他人以班為單位,沿小河西岸一字兒排開。有的埋伏在亂石后,有的靠在大樹旁……靜靜地等待鬼子的到來。  

鬼子在朱家村搶完東西后,押著挑夫,帶著搶來的財物大搖大擺地走來,準備洗劫下蔣村,進犯區臨時政府駐地銀山。  

突擊團的一個新戰士,未經陣戰。一見鬼子,端起槍就準備射擊。何嵐趕緊用土話小聲而有力地喝住:“不能開槍!等鬼子走到河對岸才打。大家分好任務,三打一。不要怕,聽我的命令!”  

鬼子越來越近,300米、200米……連鬼子“嘰哩哇啦”的“鬼”話都聽得見了。新兵心里異常緊張,全身發抖,豆大的汗珠掛滿額頭。當鬼子離小河還有百米左右時,這個新兵手一抖,竟然扣動了扳機。“砰”的一聲槍響,打破了原野的寧靜,也打破了何嵐全殲鬼子的計劃。鬼子聽見槍聲,立即搶占有利地形,架上機槍、迫擊炮,鬼子班長立即命令還擊,于是步槍、機槍、迫擊炮同時開火。三八式步槍“咔砰——咔砰——”地打,子彈在突擊團戰士身邊濺起陣陣塵土;機槍“嗒——嗒嗒——”地響,子彈雨點般撒向突擊團陣地;迫擊炮“轟隆——轟隆——”地炸,炮彈在突擊團陣地上,炸開一個個兩米見方的彈坑,掀起一陣陣泥土。  

那些被抓來的挑夫,趁機丟下擔子,四散逃走了。  

何嵐是經過大陣仗的人。他見隔河近距離全殲鬼子的計劃被打破,果斷應變,立即指揮:“弟兄們,沉著應戰,瞄準了再打。要節約子彈,不要跟鬼子拼消耗。”  

雙方激戰了半個多小時,天色漸晚。鬼子見我們人多,雖然戰斗力不強,但是英勇頑強,一時無法取勝。如果雙方僵持下去,天色一晚,對他們自己不利。因此,他們邊打邊退,撤出了戰斗。  

這時,何嵐抓住鬼子站起轉身逃跑的瞬間,瞄準一個高粗的鬼子扣動扳機,鬼子應聲而倒。接著,他大喊一聲“沖啊——”率先沖過石拱橋,撲向敵人。  

鬼子像兔子一樣,丟下同伴的尸體和滿地的財物,一溜煙地跑了。  

這一仗,雖然沒有達到全殲鬼子的目的,卻有力地打擊了鬼子的囂張氣焰,打出了突擊團的威風。此后,鬼子再也不敢到這一帶打撈了。  

隨著抗日戰爭形勢的好轉,何嵐率領的西區抗日突擊團不斷壯大,活動范圍不斷擴大。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鬼子投降時,何嵐率部還駐扎在廣西八步。  

樓田巖的悲劇  

清塘鎮的樓田村,是理學鼻祖周敦頤故里,距縣城8公里。村莊坐西朝東,背靠道山。圣脈山泉,從村前潺潺流過。村民崇尚文化,勤于耕耘,民風淳樸。  

道山樹木蔥蘢,山石陡峭,風景秀麗,因周敦頤在此悟道而得名。山西邊的半山腰上,有一個天然巖洞,叫黑巖,學名叫道巖。道巖洞口很小,僅能一人側身進去。山上四周的荊棘、灌木十分茂密,洞口隱蔽其中。進洞后,是一條幽暗狹長的通道,二三十米處有一道石門,只能一個人縮身而過。這樣的石門有三處。第三道石門后,是一處寬敞的洞穴,約兩三間堂屋大小,四周還有幾個小岔洞;幾縷微光從50多米高的洞頂上面的一個小“天窗”落下,光線十分暗淡;一邊還有一個叫“仙人田”的地方,是一個常年盛裝滴水的淺凼,也是洞內唯一有水的地方。  

然而,就在這山清水秀的圣地,抗日戰爭時期,日本侵略軍卻在這里制造了一起驚天慘案。  

民國三十三年(1944)農歷八月,村里就流傳日本鬼子要進犯道縣的消息。為了安全,大家在長輩的帶領下,把家中稍好一點的物件和一些糧食,陸續搬進道巖,以備不測。后來,縣城街上周家坊的一些村民也把一些東西藏進了洞里。  

農歷九月初一,日本侵略軍占領道縣縣城。村中大部分村民及一些從縣城周家坊逃難來的人,都躲進了道巖。周敦頤的四十七代孫周小妹、周德明姐弟三人,也隨祖母和母親一起躲進了洞里。  

九月初三上午,一小隊鬼子從縣城出發,一路“打撈”來到樓田村。日軍見村里人去樓空,就順著石徑搜索來到了道山的西邊。盡管鬼子仔細搜索,都沒有發現村民。這時,兩個小孩從山上跑下來,看見一群兇神惡煞的東洋人,就嚇得往山上躲。鬼子見了,就跟著上了山,終于發現了洞口。鬼子見洞口狹小,不敢進去,就叫漢奸喊話,命令躲在里面的人快出來。老百姓被嚇得大氣都不敢出,特別是小孩子,被嚇得連尿都流出來了。鬼子搶掠心切,為了強迫村民出來,就派人從村里收集來很多干辣椒、干柴火,放在洞口點燃,用煙熏洞里的人。村民雖然被嗆得十分難受,但是只能強忍著不敢動彈。保長周正吾拿著一把大刀,渾身顫抖地把守著第一道門;幾個青壯年趕緊把棉被用洞中的“神仙水”澆濕,把這道門堵上。  

鬼子見濃煙返流出來,連連向洞里打槍。又從村里拆來很多壁板、門板,不斷燃燒、加溫,還向洞里面投擲燃燒的柴火。不久,堵塞的棉被被烤干,燃燒起來。村民只好往第二道門退卻。  

此時,整個巖洞濃煙滾滾,村民們擠在一起。大家被煙火熏得咳嗽、哭泣。婦女小孩悲慘地嚎啕,那喊兒叫娘的呻吟,悲慘欲絕。大家都覺得世界的末日到了。周小妹被嗆得死去活來,昏死過去幾次。不知過了多久,她慢慢地蘇醒過來,伸手摸到一個被熱得脫光衣服的中年婦女,聽到她正在痛苦地呻吟,還聽到不遠處弟弟周德明在小聲地哭泣。她爬過去,發現弟弟蜷縮在已經昏過去的母親懷里。洞外的濃煙不斷地往洞里涌,村民驚慌失措,亂成一團,慌亂地向第三道門退去。  

此時,周小妹口干無比,只好勉強擠了一點尿出來喝了。她清醒了許多,在人群中又找到大姐孝珠,她們姐妹倆緊挨著坐著,休息了一小會兒,就慢慢向洞口爬去。爬過十幾具倒在地上的尸體,沿著被鬼子燒得滾燙的泥土和洞壁,艱難前行。通道里,一些被燙死的人蜷縮在地。帶進去的物件和草鋪,都已化為灰燼。她們咬緊牙關,與幾個用濕棉被裹著的人一起慢慢地向洞口爬去。他們的手、腳和臉,都被燙得生痛。洞內燒焦的尸體,散發著難聞的腥焦臭味,周小妹嘔吐了好一陣才緩過來,又繼續前行。憑著頑強的毅力,終于爬到了洞口邊。這頂多200米的路程,是周小妹16年來,最難行走的生命歷程。  

周小妹她們盡情地呼吸著清新的空氣,喝了一頓飽水,正在貪婪地享受著劫后余生的短暫歡樂時,又發現左側百米左右的石板路上,幾個鬼子正拿著干辣椒過來了。她們為了不落在鬼子手里,又毅然回到了洞里。  

鬼子繼續在洞口燒火,向洞里熏煙。灼人的熱浪和刺鼻的濃煙,更加令洞內的人窒息,呻吟和哭喊聲漸漸微弱,大多數人被活活熏死在巖洞里,周孝珠借著洞頂小“天窗”漏下的微光,尋找母親和弟弟。周小妹也在倒下的人群中發現了奶奶。她奶奶叫松榮,60多歲。周小妹過去抱住靠在巖壁上的奶奶呼喊,奶奶才回過神來。她爬到“神仙田”,用瓦罐舀了水喂給奶奶喝。奶奶摸索著拿出一點紙幣遞給周小妹,周小妹知道生死難料,要錢干什么?就悄悄扔掉了。不知什么時候奶奶不知不覺就昏過去了。洞中沒有倒下的一小部分年輕力壯的人,為了求生,冒著摔死的危險,爬上50多米高的絕壁,從小“天窗”逃出。  

鬼子在洞口熏了一天一夜后,沖進洞口,搶走巖洞里沒有燃燒的財物回了縣城。  

鬼子走后,躲在附近山上的青壯年,急忙到洞里救人。周小妹被人背出來,她母親和姐姐周孝珠得救,奶奶被害。五歲的弟弟周德明被細心的伯公周致早救出,由于驚嚇過度,幾天不講不哭不笑,像蠢了一樣,腦子反應非常遲鈍。村民都說,周德明的魂魄被嚇掉了。過了好久,才慢慢恢復過來。  

第二天,初四一早,30多名日軍又突然包圍剛回村的村民,大肆燒殺、奸淫、搶掠。  

日本侵略軍制造的樓田慘案,共熏死村民568人,其中樓田村死絕12戶,周家坊村死絕19戶;搶走耕牛10余頭、生豬40余頭、雞鴨300余只;燒毀民房10余座;抓走民夫13人;強奸婦女47人,其中13人被強奸后自盡。  

小河邊的血海深仇  

白馬渡鎮的唐家山村,由小河邊、唐家山兩個自然村組成,坐落在美麗的瀟水河西岸。村中古樹繁茂,空氣清新,景色宜人。  

在兩位村干部的陪同下,筆者找到了當年日本侵略軍在該村制造“小河邊慘案”的當事人之一,已過九十高齡的唐友益。  

說明來意,唐老沉思了許久,整個人兒,似乎又回到了當年那激烈而殘酷的斗爭之中。  

民國三十三年(1944)農歷九月,地里的甘蔗長得很好,又高又密,如一片茂密的青紗帳,充滿了神秘。日軍進入道縣,有一部分駐扎在香元樹村。日本侵略軍從四鄉八村搶奪糧食、牛、羊、豬等物資,以牲畜充當軍糧。鬼子吃雞鴨不吃內臟,豬牛羊只吃肉不吃腿,牲畜的頭腳、皮毛和內臟全部扔棄。鬼子所到之地,到處烏煙瘴氣,臭氣薰天。鬼子經常三三兩兩地進村“打撈”,騷擾香元樹村附近的唐家山、小河邊及其他村莊的老百姓,還在老百姓的鍋、碗、水桶、水缸、米缸、菜缸里拉屎屙尿,不僅搶奪光所有食物、財物,還要奸淫婦女,無惡不作。村民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忍無可忍。  

有一天,三名日軍又進入小河邊自然村,抓住三名來不及躲避的婦女,在光天化日之下進行奸淫。唐家山自然村的唐友益因事到小河邊去,剛好碰到了蔣品富、蔣東富、唐欒昆三人。他們告訴唐友益,鬼子正在糟蹋婦女,邀唐友益一起去搞了他們。于是,在唐友益的組織下,經過認真商量,他們想出了一個搞掉敵人的好辦法。  

當三個鬼子兵發泄完獸欲,背著搶來的糧食、財物從村里出來時,唐友益拿了幾節削好的甘蔗,裝著親善的樣子,點頭哈腰,用手先指著自己手里的幾節甘蔗,做著手勢,意思是用甘蔗換他們搶來的米。鬼子喜歡甜食,十分高興,把東西放下,拿起甘蔗,蹲在路邊“噓哩噓哩”地吃起來。他假裝木訥、好奇的樣子,倒拿著鬼子的一支三八式步槍笨拙地玩耍,又是對著槍口吹氣,又是倒著瞄準,嘴里“叭公”、“叭公”地傻叫著,逗得鬼子哈哈大笑。一個鬼子接過他手里的槍,打著手勢教他使槍,唐友益傻笑著,哈著腰接過槍,就“嘩啦嘩啦”地拉槍栓。鬼子見了,搖手叫他別動。唐友益又指又跳,作高興狀。鬼子見狀,就放松了警惕,不再管他,只顧著自己吃甘蔗了。唐友益運用軍事訓練時所學的槍械知識,趁機悄悄弄壞了鬼子的快慢機槍的碰針。這時,唐友益見時機成熟,一聲大喊:“動手!”蔣品富、蔣東富、唐欒昆等人隨聲躍起,拿著馬刀、扁擔沖出甘蔗地,撲了上來。鬼子見狀,知道大事不好,趕緊拿槍,可唐友益緊緊地拿著一支“三八式”不放,與一個鬼子搶奪步槍,這個鬼子也很高大有力,死死抓住槍不放。唐友益一腳踢到他的下身,鬼子疼得松手就跑,唐友益緊追不放。其他兩個鬼子也被蔣品富、蔣東富、唐欒昆等人追著,沒命地逃跑,當他們逃到田洞中間時,被村里聞訊趕來的憤怒的群眾包圍。唐友益一槍打過去,這個鬼子受了傷,一頭從高坡上栽下去,被追趕上來的群眾,你一鋤頭,他一棒棒,打死了。  

被圍在田洞中央的兩個鬼子,驚恐地端著槍,指向群眾,不敢開槍。小河邊的群眾越來越多,越圍越攏。兩個鬼子垂死掙扎,一個鬼子端起機槍就打,可惜槍卡了殼,打不響;另一個鬼子端著三八式步槍,打了一槍,把沖在最前面的蔣品富的腳打傷。群眾被震住了。雙方相持不下,情況非常危急。唐友益一看,大喊:“兄弟們,不要怕,機槍卡殼不響了;步槍打一槍要退膛,一槍只能打一個,快沖過去,打!”此時,田洞里已圍滿了憤怒的群眾,黑壓壓的一片,有三四百人之多。這時,樟武坊等附近村子的人,聽說正在打日本鬼子,都拿著鋤頭、掛耙、扁擔、大刀、長矛等從四面八方趕來,加入了戰斗的行列,一聲怒吼,憤怒的群眾撲上去,將兩個日本兵亂棒打死了,奪得兩支三八式步槍和一挺機槍。  

群眾將打死的三個日本兵尸體同石磨捆在一起,沉入了瀟水河的深潭里。其中一個是日軍軍官。  

住在香元樹村的鬼子,發現自己的三個軍人不見了,出來尋找,怎么也找不著,只好作罷。過了三天,尸體浮了上來,被鬼子發現。日本人調集大隊人馬,包圍了小河邊自然村,堵住了各個交通路口。日本鬼子在搶完了所有能搶的東西以后,把抓起來的男女老少關在幾間小屋里,要他們“招供”出殺害日本兵的“兇手”。村民們知道,招也是死,不招也是死。于是暗自鼓勵,要寧死不屈,要死得有骨氣,誰也不開口。鬼子兵火了,將50多名強壯男村民拉出來,捆綁后丟進水塘里活活淹死;過了一會兒,日本鬼子見還沒有人“招供”,又將男女老少30多人推入三口紅薯窖里,放火燒死。然后就點燃火把,將小河邊自然村的房子統統燒毀,有的村民跪著請求他們手下留情,日軍也把這些村民扔進了熊熊的大火里。整個村子濃煙滾滾,日軍看著全村熊熊烈火、沖天濃煙,高興得發狂,用力鼓掌,哈哈大笑。無論是來不及躲藏的村民,還是過往行人,鬼子見人就抓,見人就殺。揚言要殺97人,與被打死的三個鬼子兵,湊成100人。因此,制造了震驚全國的“小河邊慘案”。  

《道縣志》載:“日軍的暴行激怒了村民。農歷九月初三,唐欒昆、唐友益、蔣品富、蔣東富、蔣花富等人,伺機殺死3名正在搶劫的日軍,奪得兩支三八式步槍和一挺機槍。日軍將蔣亨柏反手吊在屋梁上,用烈火焚燒,還當眾將他70多歲的母親用掛耙挖死。日軍見無人招供,就將蔣懷花等50多個男人捆綁丟進塘里活活淹死,將男女老少30余人推入3口地窖,全部燒死。日本侵略軍離村時,在村口墻上貼布告,上寫:‘大日本皇軍在這里殺死、燒死、淹死……的支那人共計九十七人……’”  

萬家莊慘案  

萬家莊鄉的萬家莊村,四周稻田環繞,一馬平川,視野開闊。村中竹木蒼翠,小巷通幽,風景秀麗。數十年的風雨滄桑,村民們的很多往事都已慢慢淡忘,卻總也忘不掉日本鬼子在這里制造的駭人聽聞的“萬家莊慘案”。  

日本鬼子進犯道縣時,萬家莊村的張存盛已經10歲,他是當年日本侵略軍在萬家莊村制造“萬家莊慘案”的見證者之一。  

民國三十三年(1944年)農歷八月,還沒有過八月十五。日本人駐扎在萬家莊村附近的小江口等地。平時,日本人無事可做,經常是三個一伙、五個一群的到附近村子里“打撈”。  

萬家莊村離小江口很近,鬼子經常進村騷擾。鬼子一看見婦女,嘴里就大叫著“花姑娘”、“花姑娘”,端著槍到處追逐,時不時抓幾個婦女帶進軍營,早上抓去,下午放回來。村里人都知道,日本人抓這些婦女進軍營,是供鬼子發泄獸欲的。也就是現在說的“慰安婦”。于是,這里成為鬼子進犯道縣時的重災區。村民為了這些婦女的名聲,都不點破,但心里早已埋下了仇恨。特別是妻子被抓去的丈夫們,恨不得要喝日本人的血!  

九月初的一天,有四個日本兵突然撞進萬家莊村。他們見東西就搶,見人就打,當天就打死五個村民。張存盛的父親張希德,當時只有49歲,來不及躲避,被打死在一座小屋墻角。這幾個鬼子奸淫了多名婦女后,又開始進屋搶東西,更是激起村民的憤恨。村民張佑成、張泥成、張成統、張西仔等人發現鬼子搶東西、追“花姑娘”的時侯,有把槍靠在大門口才進屋、上樓翻東西的習慣。于是,他們就悄悄謀劃,尾隨其后,當鬼子上樓搜劫財物時,就趁機藏了他們的槍,并手握大刀、長矛、鋤頭、扁擔等等,埋伏在樓下的房間內,等鬼子從樓上下來時,他們一聲喊,從房間里快速沖出來,揮舞刀叉,殺向鬼子,三下兩下就劈死了兩個鬼子。一個鬼子見狀,奪路而逃。張恩榮、張泥成等人哪里肯放過他?他們手執馬刀、梭鏢,快步追趕。這鬼子也跑得快,他左彎右拐,在村莊的巷道里亂奔,好不容易逃出村子,奔向收割不久的稻田。張恩榮跑得最快,他緊追不舍,死死咬住不放。他提著馬刀追著鬼子來到稻田里,距離越來越近,十米、五米……一米。說時遲那時快,張恩榮大喊一聲,縱身一躍,照著鬼子一馬刀劈了過去。這個鬼子十分高大,功夫也十分了得,他聽見風聲,矮身一個翻滾避過,順勢一腳踢向張恩榮的下身,張恩榮不退則進,轉了一個360度,躲過鬼子致命的一腳,順勢刀走偏鋒,自下而上,劈向鬼子的右臂。張泥成隨后追上,緊跟著一扁擔打過去,把鬼子的腳打斷了。鬼子倒在田里爬不動,被隨后追來的憤怒的村民亂棒打死。另一個逃掉,回去報信。  

日本人立即派來大部隊,包圍了村莊,進村報復。鬼子舉著火把,專挑青磚瓦房好房子燒。張青榮的妹妹張花翠,才七八歲,來不及逃避,在屋里被活活燒死,只剩下一個肚子。日本人不分青紅皂白,不管是本村的,還是鄰村的,見人就抓,就連過往行人都不放過。當時,全村喊天叫地,雞飛狗跳,一片哀嚎。一陣折騰后,鬼子抓走了三四十人。第二天,鬼子把抓去的人捆綁住,用繩索串起來,押回萬家莊村,再用濕布、濕棉花堵住嘴巴鼻子,丟進保存紅薯的窖眼里,活活悶死了。有一人掙脫了繩索,逃了性命。張泥成就是這次死的。  

《道縣志》載,日軍制造的“萬家莊慘案”,先后兩次共屠殺村民108人,燒毀民房90多座,搶劫、損毀財產無數。  

紅軍戰士帶領瑤民抗日  

審章塘瑤族鄉的馮家與黃家兩個行政村合稱為下追塘自然村,黃馮兩姓,清一色的瑤族人家。該村歷史悠久,明清時期的古建筑頗多,青磚灰瓦,斗角飛檐,檐牙高啄。一條溪流從村前潺潺流過,灌溉著村前的千畝良田。這里不僅自然風光十分優美,還流傳著紅軍戰士帶領瑤民抗擊日本侵略者,保衛家鄉的感人故事。  

民國三十三年(1944年)農歷九月,日本鬼子進入道縣。馮家村的青年瑤民馮德逑、馮匯廉、馮德恂等12人,在掉隊小紅軍于馬末的領導下,自發地組織起抗日自衛隊,守村保家。馮顯廉任隊長,于馬末負責軍事。  

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紅軍長征經過馮家村時,紅軍戰士于馬末(江西人)因雙腳潰爛,不能行走而掉隊,后被馮安廉的公公(祖父)收養。于馬末懂軍事,有實戰經驗,特別是游擊戰經驗非常豐富。  

當時日軍駐扎在現祥霖鋪鎮的板塘村,經常到附近各村“打撈”。搶掠耕牛、牲豬、糧食,奸淫婦女。稍不如意,就殺人放火,無惡不作。有時吃飽喝足,還屙屎屙在老百姓家里的米缸、腌菜壇子里,令人氣憤。  

日本人要從板塘村進入下追塘村,必須經過大車、牛橋、黃土壩一線。這一帶是莽莽的一片大丘陵,漫山遍野都是十分茂密的茶樹、松樹,易于隱蔽。從自衛隊成立的那天起,他們每天吃過早飯,就在這一線的山嶺上巡邏,防止日本人進村。  

于馬末在空余時間,利用自己的軍事知識,為自衛隊設計了前進、分散、隱蔽、撤退、回家、集合等各種聯絡暗語或手勢。只要打出一個手勢,大家就會知道是前進還是集合。  

當時黃土壩駐有一隊三四十人的日本鬼子,相當于一個排。  

有一天,日本鬼子從黃土壩新村向老村走來。于馬末帶著自衛隊埋伏在老村與新村之間的油茶樹腳下等候。馮德逑跟于馬末埋伏在一起。馮德逑當時家里比較富裕,買槍較早,練就了一手好槍法。他見日本鬼子越走越近,端起槍就準備打,被于馬末制止。于馬末悄悄地說,等鬼子走近了,再一起開火。當鬼子大搖大擺地走到距自衛隊只有一二十丈遠時,于馬末一聲令下,12條步槍一齊開火,馮德逑一槍就把一個軍官模樣的鬼子打倒了。  

鬼子立即還擊,機槍拼命地掃射,小鋼炮猛烈轟擊,火力十分猛烈。  

于馬末見鬼子人多,武器好,打不贏他們,就打出一個撤退的手勢。于是自衛隊都憑借熟悉的地形安全撤出了戰斗。  

馮家自衛隊出征的第一戰,就打死了一個鬼子軍官,自己卻無人傷亡,旗開得勝,于是更堅定了他們的戰斗信心。  

鬼子吃了虧。第二天,就派來了大部隊進行報復。這次有100多個鬼子,他們在黃土壩新村專選好房子燒。好幾座青磚正屋被燒毀,雞鴨財產被洗劫一空。好在村民早已躲進山里,也沒過往行人,無平民傷亡。  

鬼子燒了房子后,見黃土壩四周都是綿延的山嶺,森林茂密,交通不便,遠離大部隊,再加上附近的楊柳塘、追塘都是大村子,民風彪悍,就再也不敢在黃土壩駐扎,只好悄悄地撤走了。  

過了10多天,追塘馮家抗日自衛隊在黃土壩靠牛橋方向的山嶺上巡邏,又發現了一隊鬼子兵外出打撈。他們埋伏在山上,等鬼子走近了,一起開槍,把鬼子打了個措手不及,“嘰哩呱啦”地亂叫。打死了一個鬼子后,他們又憑著熟悉的地形順利地撤走了。  

有一天,日本人為了報復追塘馮家抗日自衛隊,天剛蒙蒙亮就到了下追塘村的對門嶺。恰巧,鬼子在山上抓到馬家車的一個早起的放牛老人。問他,追塘村子有好多火?意思是問,村子里的自衛隊有多少條槍。可老人家耳朵不太好,認為是問他追塘有好多火爐,也就是有多少戶人家。這位老人一來不太懂火的意思,二來也想嚇一嚇鬼子。就有意夸大說,追塘有一千多火(爐)。鬼子一聽,追塘有這么大的隊伍,嚇得不敢進村,立即撤走了。  

據馮顯廉老人介紹,馮家抗日自衛隊整天在村子對門嶺一帶的山上巡邏,過著全軍事化的生活。自衛隊的給養,由村里的積谷倉(當時群眾積累用于公益事業的糧食。筆者注)供應。他們生活很艱苦,每天早上在自己家里吃飯,中晚餐一起吃,每餐每人兩塊油炸豆腐。武器有三八式,也有漢陽造,都是自己家里出錢買的。馮家抗日自衛隊在于馬末的帶領下,利用地形熟悉的有利條件,運用“麻雀”戰術,開展游擊戰,見到日本鬼子就打,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跑,進退自如。這樣,自衛隊在山上守了一個多月,打得日本鬼子始終不敢到追塘這一帶騷擾。  

羅團長血染虎板石  

井塘瑤族鄉桃花井村虎板石自然村,坐落在萌渚嶺山脈的燈盞窩大山腳下,四周高山環繞,林木茂盛,南竹蒼翠。村口有一塊突兀而起、高約1.6米、寬約三四米的大石頭。相傳,曾有老虎在上面歇夜,因此而得名。整個自然村約300人。  

過了耄耋之年的尹端榮,12歲接童養媳就來到虎板石村。對當時羅團長在虎板石一帶打鬼子的事情,記得非常清楚。  

沈吉元,是這個村的老支書。羅團長的抗日自衛隊里有一名隊員,叫沈榮修,是沈吉元的滿公(叔祖父),沈吉元聽叔公說過當年他們跟隨羅團長打鬼子的故事。  

這天,尹端榮、沈吉元他們和村民一起,共同回憶了羅團長的抗日故事。  

羅團長,名序清,字元植,號敬強,又號淵泉,1902年生,是蚣壩新油榨村礦子塘自然村人。曾在黃埔第五期就讀,后在南京陸軍軍官高等學校教育班畢業。曾任國民黨中央軍官學校訓練班教官,中央航空學校學生隊隊長,中央訓練團青年干部訓練隊上校大隊長,寶永師管區上校團長等職,在杭州、南京等地工作過,后到東北張學良的部下當團長。民國二十九年(1940)回鄉。日寇犯境時,他組織了一支抗日自衛隊。隊員有沈榮修、沈榮良等。抗日自衛隊當時的武器,都是“漢陽棒棒”,經常卡殼,比木頭棒棒強不了多少。  

民國三十三年(1944),農歷九十月間,二三百個日本鬼子從寧遠經后江橋、仁山、殺人坳、虎板石一線到江華。虎板石全村人都躲進后面的山里了。羅團長帶著二三十個隊員,先埋伏在殺人坳,等待時機,準備伏擊鬼子。見日本鬼子有兩三百人,擔心打不過,又搶先撤到虎板石與殺人坳對面的山上埋伏,準備截鬼子的尾巴。羅團長等鬼子大隊人馬過去后,見有三四十個鬼子落在后面,在對面東邊的山上的那一堆石頭處,羅團長他們在西邊的虎板石附近,隔著一個田洞,雙方相隔大約有半里多路。他打鬼子心切,一聲令下,就截下了鬼子的尾巴。他瞄準鬼子,首先開槍,一個鬼子兵被羅團長打死在田里,這塊田現在還叫死人田。隨即槍聲大作,像炒豆子一樣,“啪啦啪啦”地響個不停。前面的鬼子聽到后面的槍聲,就迂回包抄,各種槍“乒乒乓乓”地響,機槍“嗒嗒”地掃射。抗日自衛隊隊員參加的都是一些相對小的戰斗,很少看見這么多的鬼子,經過這么大的陣仗,聽見密集的槍聲,有點怕,亂了陣腳。羅團長見狀,果斷地命令隊員們撤出戰斗。撤退時,羅團長讓隊員先走,他在后面打掩護。隊員各跑各的,互相失去了聯絡。  

戰斗結束,團長家里的人見羅團長未回來,就同隊員到處尋找,未見蹤跡。十一二天后,才在虎板石的擋崗嶺、新屋里后面茶山里面的祖(墳)堆子里找到羅團長的尸體。子彈從他的后頸打進去,從前頸部穿出,傷口已經生蛆了。身上沒有其他傷口,尸體蜷縮著,非常可憐。他是道縣在本土抗日戰斗中犧牲的職務最高的將領。  

蔣宏偉,蚣壩新油榨村仁山自然村人,曾在茶陵縣當過縣長,與羅元植同村,也在道州的抗日戰爭中一同獻身。  

《道縣志》載:“1944年秋,縣長熊希顏遵照上令,將縣政府遷往洪塘營,并在橫嶺正式成立‘南鄉抗日戰斗指揮所’,黃秋凡任主任,唐季侯、蔣宏偉、羅元植任副主任。羅元植率部數十人在虎板石與日軍作戰,英勇犧牲。”  

日寇入侵期間道縣人員  

傷亡和財產損失情況  

1940年6月,日軍攻占宜昌,封鎖長江三峽水道,將中國第五戰區沿江劈為南北兩半。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侵略軍的制空和制海權逐漸喪失,空運和水運陷入困境。1943年11月,日軍為挽回其在太平洋戰場和中國戰場連連失利的頹勢,打通中國至越南的大陸交通線,切斷從緬甸直通昆明的這條長達465公里的中國戰時物資補給的生命線,發動常德會戰。1944年初,侵華日軍下達了為打通大陸交通線的“一號作戰命令”,長沙、衡陽相繼被日寇占領。8月17日,零陵淪陷。9月4日,日軍占領祁陽。9月8日,東安陷入敵手。9月12日,大批日軍在飛機的掩護下,先后從零陵、祁陽、東安大舉進犯道縣,縣境隨之淪陷。同年12月14日,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軍在貴州獨山遭到中國軍隊的頑強阻擊和猛烈打擊,慘遭失敗,只好放棄打通大陸交通線的企圖,倉皇北退,再陷道縣。  

日軍兩次犯境,在道縣盤踞95天,燒殺擄掠,無惡不作,給道縣人民造成巨大的損害。  

一、日軍空軍飛機轟炸給道縣造成的直接損失和間接損失  

1944年9月12日,日本空軍為掩護日本陸軍進犯道縣,對道縣境內的民房、建筑、軍事設施、文物古跡、縣城進行首輪轟炸。日軍進占道縣縣城后,日本空軍又于9月13~17日、19~20日、23~25日、28~29日,10月2日、5日、6日、8~9日、15~17、21日、25~28日的25天時間里,對道縣境內的壽雁、太平(現沙田一帶)、五福(現樂福堂一帶)、親仁(現萬家莊、長興一帶)等鄉鎮進行狂轟濫炸。所炸之處,鄉村、街道、學校、醫院、文物古跡,皆成一片廢墟。  

日本侵略軍在道縣盤踞40天后,進入廣西。在獨山遭到中國軍隊的猛烈打擊,日軍戰敗。1944年12月3日至4日,日本空軍出動飛機,對道縣進行第二輪轟炸,為戰敗日軍退入道縣作先期準備。12月14日,日本侵略軍再次侵犯道縣,縣城及各鄉鎮再度淪陷。日本侵略軍為了消滅道縣境內的中國軍隊和地方自衛武裝以及尾追而來的中國軍隊,于12月19日、25日、26日、1945年1月8日、17日、18日,對道縣境內的所有軍事目標及大批民用建筑進行了第三輪轟炸。1945年1月20日,道縣縣城被中國軍隊及地方武裝收復后,日本侵略軍不甘心失敗,先后于2月1日、25日、4月13日、5月10日、6月14日,對道縣縣城、許家坪、親仁鄉、岑江渡、東門、壽雁、元亨(現白馬渡一帶)、達道(現梅花一帶)、有智和三江(現雙牌縣理家坪一帶)等鄉鎮進行第四輪轟炸。所炸之處,民房倒塌,村莊燒毀,街道毀壞,人畜傷亡不計其數。  

日本侵略軍先后對道縣進行的41次轟炸,給道縣造成巨大的損失。據道縣檔案館所保存的當時的資料記載,當時縣立初級中學“校舍全部炸毀”,縣中“所有校具、教具、圖書、儀器均被破壞殆盡”。城廂內外街道“遭飛機之破壞,幾致瓦礫一片”。道縣民眾教育館原設文廟內,“館舍亦被炸”,“則民教館特擇定玉泉書院為辦公地點,唯此書院全棟在三十三年(1944)下期被飛機炸毀門壁、瓦片甚多”,修建“民教館約需國幣500000元”。“本縣文廟于三十三年下期被飛機炸毀前一棟及二進左棟并崇德殿全棟”,因“警察局舊址全部被敵焚毀”,“現警察局駐文廟辦公”,修建警察局(文廟)“約需國幣200000元”。西關橋“遭飛機炸壞半拱”,“南關、岑江渡、斜皮渡、新車四座浮橋、上關巖頭背渡等尚未修復”,道縣縣政府“前棟房屋被敵機炸毀”,“縣參議會辦公地關岳廟被炸毀”,“縣參議會函請撥款修復關岳廟(參議會會址)上棟屋宇”,“計需32200元”。還有鄉村的積谷倉、醫院、電訊設施及其他民用衛生設施,也大多被敵機炸毀。  

二、日本侵略軍陸軍侵犯道縣給道縣造成的人員傷亡及直接和間接損失  

1944年8月17日,日本侵略軍入侵零陵。9月4日,入侵祁陽。湖南省第七區(現永州市寧遠、道縣、江永、江華等縣)告急。道縣縣政府發出《布告》,號召縣人疏散。9月12日,大批日軍在飛機的掩護下,先后從零陵、東安、祁陽等地入侵道縣,縣內各鄉鎮相繼淪陷。縣政府被迫遷往橫嶺(現道縣橫嶺瑤族鄉)辦公。13日夜,日軍第五師團中村部進入蓮塘村搶劫燒殺。18日,日軍在縣城放火燒屋。西門街、橋背街、周家坊等一百多家鋪屋被燒毀。同日,日軍在新車村屠殺村民160多人。9月18日至10月19日,日軍多次竄入萬家莊村,制造“萬家莊慘案”,先后活埋百姓75人。燒毀房屋90余間。19日,道縣時局告急,縣政府由橫嶺再遷洪塘營。21日,日軍在白馬渡小河邊村制造“小河邊慘案”,殺死村民97人,燒毀房屋多間。同月,日軍還在道縣下福洞村對面山上殺死民伕30多人。日軍逃離縣城后,于11月16日,侵入現新車鄉莫家灣村殺死村民22人,燒毀房屋150余座……  

1944年12月,日軍在貴州獨山慘敗。14日,大批日軍從廣西敗退,道縣再次淪陷于敵手。17日,日本侵略軍在樓田村,制造“湖南五大慘案之一”的“樓田慘案”,活活熏死百姓568人于樓田巖內。其中,滅絕31戶。18日,30多名日軍再次包圍樓田村,強奸該村婦女47人,其中,13人被強奸后自盡。日軍還掠走耕牛10余頭、生豬40余頭、雞鴨300余只,燒毀民房10余座,抓走13人作民伕。  

據道縣檔案館保存的民國道縣政府珍財獻字第005號電記載:“道縣兩遭淪陷,災情慘重,民已十室九空。”縣府珍建字第239號訓令稱:“耕牛為農村動力,敵騎經過之處,宰殺殆盡,田地多被荒蕪。”由于大批百姓逃離家園,流離失所,導致插下的禾苗與種下的雜糧活活干死。據道縣民國34年(1945)度保靖鄉(現橋頭一帶)第四保旱災情形調查表顯示,該保“共有水田290畝,因干旱未插畝數50畝,已插干壞畝數148畝。照往年比例損失稻谷500擔,種雜糧地土300畝,雜糧干壞90畝,照往年比例損失400擔”。道縣廣賢鄉(現橫嶺瑤族鄉)民國34年,《國民學校田產旱災情形報告表》顯示,該校“田土面積20畝,原租數量4800市斤(民國時期,1市斤合16兩),本年收820市斤”,比往年少收3380市斤。寇旱兩災,道縣人民飽受饑寒,道縣廣賢鄉劉華麓,在給該鄉各保保長的代電中及縣政府珍民字第908號代電稱,因“本縣遭受寇災旱災及陷區逃來老弱婦嫗非賑不生者為數過多”,縣政府只有“籌集巨款承買兵站分監部變賣之軍谷20000擔,以備民食饑荒”,廣賢鄉分配“籌借金額145000元”,各保分配“籌借國幣9200元”。廣賢鄉第五保保長彭玉成,在給縣鄉的報告中寫道:“因政府收容難民,分發各鄉給養,原為培養元氣,準備繼續抗戰能力”之需,保民窮困潦倒,無法繳納難民給養,只“先后繳難民給養計法幣(只)15.5元”。據《道縣五福鄉第十五保被敵殺斃死同胞姓名調查表》載,該保村民蔣連元、蔣起秦于民國33年8月20日,在本村被打撈日軍殺害。《道縣政府民國35年工作計劃》載:“本縣各鄉鎮名勝古跡頗多,唯自去歲敵寇犯境后,毀壞不堪。”玉泉書院、文廟均被敵炸壞,“警察局舊址全部被焚毀”。“本縣兩度淪陷,人民顛沛流離,是項工作(戶籍保甲清查編整)無形停頓”。戶籍保甲清查編整經費“預算3400000元”。鄉鎮“五個衛生所,原系借用房屋,在淪陷期間,濂濤衛生所被敵焚毀”,戰后“衛生院修理及添置器具費,國幣100000元”,“衛生所建筑費1000000元”。抗戰中,僅積谷一項“被敵焚劫各級積谷計損失13820擔零3斗1升2合”。據《道縣志》記載,1945年,“12月,日軍撤離時,撒布了病菌,境內霍亂、瘧疾、痢疾、麻疹等疫病大發,全縣死亡近萬人,小甲一帶因麻疹死亡300多人”。  

公私立學校損失亦慘重。《道縣政府民國35年工作計劃》載:“各鄉鎮中心國民學校及保國民學校之校具、教具因敵寇陷境而損壞,校舍亦有焚毀者。”“縣立民教館所有圖書、儀器、工具、什物均因敵陷被損壞殆盡。”  

公民營工業慘遭嚴重破壞。《道縣政府民國35年工作計劃》載:“本縣原有民生工廠機件及用具因敵陷境,全部散失”,“暫設陶瓷一科,籌足經費2000000元,購置機件及用具”,通訊設施遭到破壞,“本縣鄉村話線,因敵寇陷縣,全部散失”,“修復電訊材料需款6217500元”,城鄉交通損毀嚴重,“縣城廂內外街道……因上年度遭飛機之破壞,幾致瓦礫一片”。  

1944年9月12日至1945年1月20日,日本侵略軍先后兩次進犯道縣,盤踞時間達95日之久。先后動用飛機249架次,投彈367枚,對道縣境內的軍事、民用、衛生、教育、政務、金融、商業、交通設施和名勝古跡共轟炸41次,致使大部分基礎設施被破壞,其中,以縣城、親仁鄉、許家坪破壞最烈,損失最為慘重。  

抗戰期間,道縣被日本侵略軍用各種手段致死共24726人。其中,男子7342人,婦女3383人,幼童1457人,不能辨認性別的12444人。致傷9786人。其中,重傷565人,輕傷9221人。造成各種經濟損失計法幣137353226499元。其中,直接經濟損失184835282000元,間接經濟損失2467944499元。  

附:  

抗戰時期道縣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統計表  

單位:元(法幣)、個  

項目  

共計  

直接損失  

間接損失  

總計  

187336585508  

184863660400  

2472925108  

各機關損失  

122873678  

121130579  

1743099  

學校  

損失  

合計  

543831546  

319104546  

224727000  

公立  

359167546  

222952546  

136215000  

私立  

184664000  

96152000  

88512000  

各種事為損失  

縣營  

合計  

147695696347  

145800142338  

1895554009  

農業  

565775480  

471222080  

94553400  

工業  

565222080  

471222080  

94000000  

電訊  

5534000  

5534000  

民營  

合計  

147124940267  

145328920258  

1796020009  

農業  

62544640227  

61453950227  

1090690000  

工業  

27000000  

72000000  

商業  

84482623370  

83860063370  

622560000  

金融  

事業  

14627270  

12524261  

2103009  

航業  

11049400  

2382400  

8667000  

各人民團體及  

合作社損失  

1270480000  

1095955000  

174525000  

各機關學校及事業內報  

報務員工損失  

10826500  

2414000  

8412500  

普通住民損失  

37692877437  

37524913937  

167963500  

人員  

傷亡  

合計  

34512  

死亡  

24726  

重傷  

565  

輕傷  

9221  

 

湘南人民翻身團及游擊隊  

1947年,文若金在桂林市因積極參加“反內戰反饑餓反迫害”的示威游行,印刷進步宣傳品,被捕入獄。1949年元月,蔣介石宣布下野,李宗仁代理總統,下令釋放政治犯,文若金得到釋放。他考慮留在桂林,仍受到特務的監視,想回道縣老家。因1938年在縣城販賣進步書刊,曾受到通緝,怕惹麻煩,于是決定到解放區去工作。當時香港是去解放區的唯一通道,他到達香港,遇見老友田季文,知道他是1938年入黨的老黨員。田1941年脫黨,仍繼續從事革命工作,1949年7月重新入黨,這些情況,文若金全然不知,還是要求他介紹自己到解放區去。田通過考慮對文若金說:“根據你的社會條件,不如回家打游擊,開辟新區,迎接解放。”經田動員,文若金返回桂林,找到在文化書社(我黨領導的秘密書店)任會計的表弟熊賢惠與進步青年歐陽善,三人商量,一拍即合。于4月下旬帶著一些宣傳資料與進步書籍回到道縣,5月初在今仙子腳鎮下石塘村歐陽揖家開會,成立湘南人民翻身團(以下簡稱翻身團)。翻身團的宗旨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組織勞動人民中的進步青年和愛國人士,徹底打倒國民黨反動派,建立新中國。經過個別串連,直線發展,隊伍不斷壯大。  

翻身團成立后開展的第一項工作,就是秘密宣傳。他們油印《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入城政策》、《告全國人民書》、《論人民民主專政》、《論聯合政府》及《新民主主義論》等10多種宣傳品。散發到交通要道、城鎮圩場以及人口比較集中的地方,或在夜深人靜時悄悄地貼在墻上。  

再就是通過郵寄方式,將宣傳品放入信封內,在封面上寫好對方的通訊地址,貼上郵票,然后投入郵箱。有時還寄到偽專員公署、偽縣政府和國民黨黨部去。通過上述宣傳,人民群眾提高了覺悟,看到光明,受到鼓舞,擁護解放。反動派則感到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惶惶不安。  

“槍桿子里出政權”。在發展組織和宣傳的同時,采用了統戰、策反以及秘密組織小股游擊等方法,從敵人手里奪取槍支。有一次永安鄉選舉鄉長,兩派斗爭非常激烈,互不相讓,甚至動武。翻身團采用“鷸蚌相爭,漁翁得利”之計,讓翻身團員歐陽善出來競選,使其被選為鄉長。他上任后,永安、保靖鄉的40多條槍支全歸翻身團所有。翻身團偵察到有四個可疑的人要來楊柳塘,經調查還有短槍在身。翻身團派出10來人槍,埋伏在楊柳塘至縣城必經之路的兩旁,待四人進入伏擊圈,便立即喊話:“繳槍不殺!”四人頑抗,開槍拒捕。翻身團一陣槍響,兩人被擊斃,一人被俘,一人逃掉,得槍三支。經過審訊俘虜,四人均是偽專署的偵察。  

翻身團的成員既是游擊隊員,也是工作人員。除游擊外,還宣傳和保衛反三征(征兵、征糧、征稅)和減租減息,讓貧苦農民得到實惠。  

1949年8月的中下旬,中共廣西桂東地下黨工委到嶺南一帶發展地下黨組織,得知文若金領導的翻身團是進步組織,為全國解放做了大量工作,便派田季文化名李三哥來領導。他在楊柳塘附近山里的金釵庵開辦兩期培訓班,訓練骨干,發展黨員5人,團員20人,農會會員50來人。當時長沙、衡陽相繼解放,形勢發展很快。田季文與文若金見人數發展近兩百人,槍支80多條,條件成熟,湘南人民翻身團的活動便由秘密轉向公開。由于翻身團雖無游擊之名,但早有游擊之實,因此,又在湘南人民翻身團的基礎上,命名為湘南人民翻身團游擊隊。文若金任大隊長,田季文任政治指導員,熊賢惠、文映黨任副大隊長。下設兩個中隊,第一中隊長歐陽高,指導員何孟松;第二中隊長文映黨,指導員鐘其美。楊柳塘四周崇山峻嶺,森林茂密,游擊隊便以這里為基地,在道縣與零陵、江永、江華邊界地區進行游擊。一次零陵鳥塘鋪孫標率領30多人槍起義,被偽縣長劉兆昆帶領兩百人槍圍剿。孫標部被打死7人,眼看就有覆滅的危險,向湘南人民翻身團游擊隊求援。由于孫標起義前已與翻身團有聯系,文若金當即率領40多人槍去援助。因為敵眾我寡,翻身團游擊隊到達后,埋伏在附近山林里,將劉兆昆的隊伍團團圍住。到了晚上,突然槍聲大作,偽縣長劉兆昆摸不清底細,只得邊打邊撤。游擊隊幫助孫標解圍后,回來經過臘樹坪,又圍攻劉兆昆設置的邊防哨所,得槍4支。事后偽縣長劉兆昆得悉救援孫標和圍攻他哨所的是文若金,憤恨已極,提出口號:“踏平莊村,活捉文若金!”  

1949年11月,道縣偽縣政府在解放大軍的壓力和湘南人民翻身團游擊隊游擊活動的影響下,于1949年11月6日通電起義,田季文與文若金兩人親自跋山涉水,到零陵迎接南下工作團(即中共道縣第一任縣委率領的工作隊)。15日進入道縣縣城,16日召開大會,宣布道縣人民政府成立。次日湘南人民翻身團游擊隊進城,一面保衛新生的人民政權,一方面造冊將人員和槍支移交。人員的安置是:凡是有初中及以上文化的,分配到各部門工作,小學文化和不識字的分到公安局和交通班,不愿脫產的回農村建設基層政權。  

道縣和平解放  

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后,中國人民的解放戰爭節節勝利。人民解放軍打贏了震驚中外的遼沈、平津、淮海三大戰役之后,奠定了全國解放勝利的基礎。1949年元旦,毛澤東發表了《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新年獻辭,中國人民的解放戰爭如山洪爆發,波濤澎湃,有力地滌蕩著舊社會的污泥濁水。隨后,解放大軍開赴長江北岸,蔣介石的南京政府徹底滅亡指日可待。  

為了迎接全國的解放,在解放新區接管舊政權,建立新政權已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當務之急。  

1949年2月,中共中央從北方的解放區抽調大批干部和革命的青年學生,組成南下工作團,跟隨解放大軍南下,隨時聽命接收政權。1949年3月,以河北省順義縣領導張鎮東(又名李守忠)、程榮普、尹鳳翔、楊忠文、王乃山、劉崗山等領導及工作人員共87名干部為主,組成的南下工作團三大隊四中隊,作為接管一個縣政權的領導班子,隸屬中國共產黨第十四地委領導。當時的領導力量配備是:書記張鎮東,縣長程榮普,宣傳部長尹鳳翔,公安局長楊忠文,組織部長王乃山,辦公室秘書劉崗山。據楊忠文回憶:當時的四中隊在河北時,并沒有明確接管哪省哪縣,只知道要去的地方是華東地區。  

1949年5月,從各省抽調的南下工作團統一開赴河南省的新鄭縣集中培訓,主要學習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和進入新區的城市政策、農村政策等。同時,也對各中隊的領導班子進行摸底和調整。6月,在新鄭集訓結束前夕,全國解放的形勢發展很快,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占領南京之后,湖南和平解放。此期間四中隊的班子作了調整,從唐山來的楊金廣任縣委書記,張鎮東任副書記,其余未變。四中隊已明確到湖南接管政權。但具體到哪個地區、哪個縣沒有定下來。  

1949年8月底,南下的三大隊四中隊隨中國人民解放軍四十軍進入湖南。隨后又去平江縣搞了一多月的征糧支前工作,10月初回到長沙。這時,四中隊這個縣委領導班子已明確了到道縣接管的任務。明確了到道縣之后,就明確了中共道縣縣委和縣政府的領導班子。他們在湖南大學找到兩名道縣籍的學生,了解到有關道縣的一些情況,并要求兩名大學生參加南下道縣縣委的工作。  

在中國人民解放大軍南下的節節推進和全國解放的聲浪中,湖南和全國各地一樣,各級地方舊政權紛紛舉起義旗,投入到人民的懷抱,舊政權日益土崩瓦解。但是,仍有一些國民黨反動分子不甘心于他們的失敗,還在作最后的垂死掙扎。1949年9月,廣西軍閥白崇禧在衡陽、寶慶一帶集結五個兵團,二十余萬人,妄圖利用湘江、資水天險,布置衡寶戰役,阻止中國人民解放大軍進軍西南。在解放大軍四野、二野的凌厲攻勢下,白崇禧敗退。白崇禧退到湘南,又重新網羅一些頑固的國民黨軍隊的散兵游勇,拉攏地方舊政權的官員、民團等,還在負隅頑抗。1949年10月,湖南第七區專員公署專員曹茂琮接受白崇禧的指令,在永州南部的道縣、江華、永明三縣糾集政府官員、地方民團等,臨時組建國民黨陸軍新編第七軍。道縣、江華、永明各組建一個師。曹茂琮任軍長和專員,道縣的原偽縣長周希宏(今蚣壩鎮豹巖村人)任第一副軍長。各縣的保安團長均是副軍長兼參謀長和師長。各縣的縣長均是副師長。各縣的國民黨縣參議長、縣黨部書記、警察局長等,都委任為團長等官職。道縣的保安團長唐季侯任命為副軍長兼參謀長和師長,縣長蔣賢鋪為副師長,何紹勛、蔣景瑞、周仁會、陳登標等均被任命為團長。他們這樣做,有兩個目的:一是為了重新集結力量,繼續與解放軍對抗,寄希望于蔣介石東山再起,卷土重來;二是為了起義投誠作準備,把每個人的官銜都往上加升了一至二級,作為與共產黨和平談判的資本。可是,他們的“美好”愿望并未變成現實。在解放大軍的強大攻勢下,1949年10月30日,湘南行署專員兼永屬保安司令歐冠(寧遠縣人)在中共地下人員策動下,脫離國民黨,通電起義,投誠人民。  

歐冠通電起義之后,還想繼續與人民為敵,頑抗到底的曹茂琮、唐季侯等,眼看大勢已去,在滕文、張蔚的勸說策動下,盤踞在道縣、江華、永明三縣的國民黨陸軍新編第七軍及道、江、永三縣的舊政權黨政軍官員,于1949年11月10日也通電起義投誠。他們覺得為時已晚,把起義通電的時間寫成11月6日。  

1949年11月上旬,從永州出發,跟隨中國人民解放軍向道縣開進的南下四中隊,即中共道縣縣委、縣政府接管工作班子,途中看到了道縣舊政府投誠起義的通電。進入道縣境內后,他們卻沒有直接進入縣城,而是在梅花的黃土洞住了下來,見到了投誠起義政府派來迎接的代表。商談之后,南下四中隊也派了代表及偵察人員先期進入縣城,與投誠政府官員協商接管事宜,了解城內情況。11月14日,南下的道縣縣委、政府領導,以及早已配備好的,與舊政權機構相對應的下屬機構工作人員共124人,由黃土洞開進縣城。入城時,受到人民群眾及名界人士的熱烈歡迎。舊政府投誠起義人員除派代表到黃土洞迎接外,也在縣政府所在地組織夾道歡迎。  

1949年11月15日,中共道縣縣委宣布道縣全境和平解放,16日成立了道縣人民政府。  

據當時任縣委書記的楊金廣回憶:“進入縣城的第一步,是和平接管及政權建設。在接管偽政府前,縣人民政府頒發了接管布告。同時,縣人民政府工作人員與偽政府工作人員開了一個會,由政府縣長宣布接管有關事項及對偽政府工作人員的政策,偽縣長表示歡迎并進行了移交。……整個接管工作是順利的。為了盡快開展工作,我們將全縣劃分九個區,干部分別下到各區去進行工作。同時,為了吸收當地人才參加政權建設,我們入城不久,舉辦了兩期學習班,集中培訓了一批青年知識分子。通過審查,大部分都安排在黨、政機關工作。第二步是征糧支前工作。……”  

雖然道縣的舊政權是在大軍壓境、形勢所迫之下投誠起義、和平解放的,但是,仍有一些不甘心滅亡的反動分子,他們還在蠢蠢欲動,妄圖破壞新生的革命政權。就在接管的當天,特務分子何禮明在警察局放火。還有原黃埔軍校四期畢業的當過團長的陳平裘,當過偽縣長的鄭元贊以及魏慈貴、朱珪,還有曾任國民黨縣黨部書記的胡去非、胡除非等,都在明目張膽與新政對抗和暗中破壞。新政權的第三步工作就是清匪反霸。  

解放初期道縣剿匪  

1949年11月15日,道縣和平解放。從此,道縣人民脫離苦海,自己當家作主,走上新生活的陽光大道。就在廣大人民歡欣鼓舞迎接解放,分田分地分財產之際,一些不甘心失敗的國民黨反動分子,妄圖繼續與人民為敵,破壞新生的紅色政權,等待著蔣介石卷土重來。  

解放初期,道縣境內一些國民黨軍隊的退役軍官,政界官員及慣匪相互勾結,組成名目繁多的反共組織。還經常在深更半夜打黑槍,在關隘險道搶劫財物,在偏遠地區張貼反動標語,散布要殺掉革命干部等反動言論,反革命氣焰十分囂張。  

中共道縣縣委、縣人民政府入城之后在完成和平接管政權和征糧支前的兩步工作后,同時開展第三步的清匪反霸工作。1950年初,縣委、政府針對道縣境內的匪患情況,根據上級的安排部署,成立了道縣剿匪委員會。縣委書記楊金廣擔任剿匪委員會主任,縣長、公安局長擔任副主任。下屬各個區政府也成立了相應的機構。中國人民解放軍四十軍駐道的第十八團、四○九團配合道縣的剿匪行動。  

道縣剿匪委員會成立后,著手對境內的匪患情況進行了深入細致的調查摸底,基本掌握了土匪的股數、人數、活動范圍、武器等。據1950年3月統計,道縣上山為匪,為非作歹的土匪共有11股,其中:慣匪4股,經濟土匪1股。匪眾764人,槍支425支。他們中最囂張、最兇惡、最殘忍、危害最大的是慣匪魏慈貴,政治土匪鄭元贊、陳平裘、朱珪等幾股。  

魏慈貴,青口古木洞村人,與其夫雙雙為匪。解放前就一慣攔路搶劫、殺人越貨。其丈夫熊名臣,在解放前夕被國民黨道縣舊政府的警察局擊斃。丈夫被槍斃后,魏慈貴繼續為匪,要報殺夫之仇。道縣解放后,她糾集土匪20余名,長短槍支12支。經常晝伏夜出,殺人放火,活動于青口一帶山林之中,搶劫財物,群眾懼之如魔鬼,恨之入骨。  

鄭元贊,四馬橋鎮鄭家村人,時年四十歲左右,軍校畢業。解放前在湖南第七區行政專署督察歐冠部下當警備副司令。1948年,鄭元贊回道縣擔任過偽縣長,一年后離任,調湘南行署警備團任團長。1949年10月,歐冠投誠起義時,曾給鄭元贊去信,勸說其放下武器,順應潮流。這個被歐冠親手提拔起來的鄭元贊,卻不聽歐冠的勸告,不走和平起義之路,回到老家與寧遠籍國民黨軍統特務歐平成勾結,糾集一批頑固不化,繼續與人民為敵的特務、土匪、反動軍官、惡霸地主及地痞流氓,在道縣四馬橋與寧遠水打鋪邊界地區,秘密成立“中國國民黨華南鏟共總司令部”,制定反革命綱領。1950年3月間,這股土匪偷襲寧遠縣水打鋪區(二區)區政府,血洗水打鋪,造成寧遠縣委副書記王昆、二區區委書記郭金生等多名南下干部遇難,制造了震驚華南的“寧遠‘三·二九’反革命暴亂”。  

陳平裘,江村瓦窯灘(原屬道縣轄境)村人,黃埔軍校第四期畢業,曾在國民黨軍隊任團長。衡寶戰役期間,陳平裘與曹茂琮同時在白崇禧部下當旅長。衡寶戰役失敗后,陳平裘等人退踞湘桂邊界,與永明縣的土匪、廣西恭城的土匪勾結一起成立“中國國民黨湘桂邊區反共救國軍”。陳平裘匪股活動于湘桂邊界,以破壞新生政權為目的,與鄭元贊匪股遙相呼應。繼寧遠“三·二九”反革命暴動之后,1950年4月,陳平裘匪股在永明縣與廣西恭城縣交界之地,發動“桃川暴動”。匪徒們乘桃川鎮干部外出開會,解放軍剿匪部隊開赴源口剿匪,只有少數干部和一排解放軍在家護衛之際,突然襲擊桃川鎮政府,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  

朱珪,今新車鄉禾塘村人,時年50余歲,系軍人出身,曾任國民黨陸軍上校團長。在位期間,與共產黨軍隊不共戴天,殺人如麻,血債累累。解甲后回到家鄉,又擔任新仁(今午田,長興等地)鄉偽鄉長。在禾塘村建有一幢小洋樓,門額上題了“我武維揚”四個大字以威嚇群眾。任偽鄉長期間,在鄉里耀武揚威,橫行霸道,殺人強奸,無所不為。人民痛恨不已。在道縣舊政府及軍隊官員放下武器,投誠起義時,朱珪在午田、新車一帶招兵買馬,網羅烏合之眾80余名,槍支30余支,組成“湘南反共救國軍”。朱珪曾帶匪到桃川,參與了陳平裘的“桃川暴亂”。在道縣剿匪部隊多次進剿中,都未將其抓獲。據悉,朱珪、鄭元贊后來已潛逃到臺灣。  

除此之外,還有林夢岳及胡去非、胡除非兩股較頑固的土匪。林夢岳,塘底鄉(今屬雙牌縣)人,紅軍長征過道縣時,他被任命為“道縣剿匪共義勇總隊”總隊長,殺害紅軍不計其數,后任道縣警察大隊副大隊長。道縣解放時,他帶部下60多人鉆進塘底、上梧江一帶深山,憑借崇山峻嶺和瀟水河急流險灘,占山為王,頑抗到底。胡去非、胡除非,系同族兄弟,清塘洪家宅人。兩人均在道縣國民黨縣黨部任過書記。解放初期,繼續與人民為敵,糾集一些流氓地痞,到處散布“第三次世界大戰即將發生”,“蔣介石很快打回來”等反動言論,威脅、恐嚇群眾不要跟共產黨走。  

其余還有聶才林、王明洪、胡光游、朱禮等,這些都是各自為陣,各占一方,互不相讓,互不團結的散匪。雖然每股也有一二十人,十來支槍,也打著“反共救國”的旗號,但其匪兵都是受蒙蔽的老實農民,毫無戰斗力。  

情況弄清后,一場聲勢浩大的剿匪斗爭在道縣全面展開。政府采取“軍事圍攻”、“政治瓦解”相結合的方針;“打擊首惡,爭取協從,孤立匪首”鎮壓與寬大并用的政策;黨、政、軍協同作戰,人民群眾積極配合的剿匪戰略。經過廣泛宣傳,分化瓦解,說服教育,規勸投降等工作,大部分被迫參加土匪的貧苦農民主動放下武器投降回家種田。一些被形勢所逼,走投無路的土匪,也主動繳械投降。如三區塘底的林夢岳、袁大同,主動交出長槍90支,機槍3挺,手槍4支,魏慈貴、鄭元贊、陳平裘、朱珪等幾股頑固不化的殘匪,在人民解放大軍清剿下,東逃西散,匪眾大部分被殲滅和投降。陳平裘在江永源口被抓獲。除魏慈貴、鄭元贊、朱珪三名匪首僥幸逃脫外,到1950年6月,道縣境內匪患徹底肅清。據統計,全縣共殲土匪483名,繳獲槍支543支,子彈1755發。俘獲匪首、慣匪、通匪、窩匪、匪特273名,處決79名,判刑9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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